初中中国古代史知识点整理按朝代（精品19篇）

知识点1东晋的兴亡

东晋建立与统治：316年，镇守长江下游的皇族司马睿于317年重建晋王朝，建都建康，史称东晋。司马睿当皇帝，得益于王导_为首的南北大贵族的拥戴，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东晋在淝水之战中战胜前秦，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江南出现了"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的景象。

东晋灭亡：东晋末年，政权落入武将手中。420年，东晋灭亡。

知识点2南朝的政治

420-589年的170年里，中国南方政权更替频繁，相继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这些朝代在建康定都，历史上统称为"南朝"。

宋是南朝疆域最大的朝代。宋文帝、宋武帝在位的大约30年的时间里，赋轻役稀，江南民殷国富，社会比较安定。梁武帝萧衍夺得帝位后，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江东最富庶的地区遭到烧杀抢掠，导致千里绝烟，人迹罕见。

知识点3江南地区的开发

原因：自4世纪初起，大批北方人民为躲避战祸南下。1、北方人的南迁，给江南地区输送了大量的劳动力，2、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3、另外江南地区社会比较安定。

表现：农业：大量荒地被开垦，耕地面积不断增加，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农业技术也有了很大改进；普遍实行了麦稻兼作，五岭以南地区还种植了双季稻；此外还发展种桑养蚕、培植果木、种植药材等，实行农业的多种经营。手工业：在缫丝、织布、制瓷、冶铸、造船、造纸、制盐等方面都有显著发展。商业：南朝时的建康，人口众多，是当时商业最为活跃的大都市。

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化（一）

1．南朝的祖冲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利用并发展前人创造的“割圆术”，在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的数值确定为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这项成果领先世界近一千年。

2．北朝的贾思勰是我国历史上著名农学家。所著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齐民要术》总结了北方人民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介绍了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技术和方法。

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化（二）

1．书法艺术：

（1）书法逐渐成为一种艺术的时间：东汉末年。

（2）演变：魏晋时期，书法字体由篆书、隶书转化到楷书，草书和行书也逐渐流行。

（3）书圣：东晋的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其字或端秀清新，或“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的代表作《兰亭序》，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王羲之被后人称为“书圣”。

二、绘画：魏晋南北朝时绘画艺术有较大发展，东晋的顾恺之最为出色，代表作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

三、石窟艺术：为了宣传佛教，北朝的统治者开凿石窟，雕造佛像。山西大同平城附近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是著名的两大石窟。

1.背景：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进一步推广，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增强。

2.目的：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以求富国强兵，在兼并战争中获胜。

3.时间：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

4.内容：

1）政治：

①确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

②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

③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对人民的管理；

④严明法度，禁止私斗。

2）经济：

①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②鼓励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

③统一度量衡。

3）军事：奖励军工，对有军功者授予爵位并赏赐土地。

5.意义：①使秦国的国力大为增强，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②一跃成为最强盛的诸侯国，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赵王司马伦（？－301），字子彝，司马懿第九子，即司马昭、司马亮之弟。司马伦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晋书》记载他"无学，不知书"，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一向标榜儒学的司马懿，居然有个没读过书的儿子，司马伦确实可以说是家族中的奇葩。论才略，司马伦不但与哥哥司马师、司马昭相去甚远，简直连司马亮都不如。不读书、没文化，本来也不算过错，但司马伦贪财嗜利，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曾看中了皇帝的御裘，竟然指使散骑将刘缉收买工所官员盗窃御裘，盗窃宫中御用物品属于"大不敬"的严重犯罪，案发后，刘缉被廷尉处以弃市之刑，司马伦本应与刘缉同罪，即使依律议亲议贵，也要减等处理，但晋武帝下诏赦免，才保住了性命。

这样品格低下、贪婪得可笑的人，又加上这一条前科，本应远离权力核心、永不叙用才对，可晋武帝坚持贯彻"厚待宗室"的方针，仍然让他"之国，行东中郎将、宣威将军"，继而又改封赵王，迁平北将军、督邺城守事，进安北将军。再迁，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然而以当时关中形势之复杂，岂是司马伦这种人所能镇得住的？果然，不数年，司马伦在关中"刑赏失中"，导致羌氐反叛，又宠信"嬖人"（同性恋者）孙秀，与雍州刺史解系争兵权，致使关中大乱。在朝廷执政的张华等人不好直接处理司马伦，只得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司马伦为车骑将军、太子太傅，把他调回洛阳。

按西晋官制，车骑将军非外镇者不掌兵，一般也不参预朝政，除非兼任侍中或录尚书事。而太子太傅，更是地位尊崇而悠游无事的闲职。司马伦在洛阳实际处于被架空的地位，但他并不甘心失去权力，在孙秀的策划之下，他想方设法巴结贾模、郭彰，取得了贾皇后的信任。在贾皇后的支持下，司马伦向张华、裴頠提出担任尚书令或录尚书事的要求，但张华和裴頠都了解司马伦的底细，深知此人不可大任，遂坚决不允。司马伦由此与两人结下怨仇。

贾皇后与皇太子司马遹不和，设计诬陷司马遹谋逆，废遹为庶人，幽于许昌宫。太子被废，群情激愤，局势动荡。为防变化，贾皇后遂以其所亲信的司马伦以车骑将军兼领右军将军。右军将军是统率禁军的要职，按晋朝的体制，崇宗室而抑外戚，贾氏一族不便直接领兵，而赵王司马伦作为宗室近亲，掌握禁军就不易引起非议。于是司马伦咸鱼翻身，一跃又成了实权人物。

然而，禁军当中有很多军官是同情皇太子的。曾经服侍东宫的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殿中中郎士猗密谋以兵入宫废贾皇后、复太子，他们本打算奉张华、裴頠为首，但考虑到两人安于现状，难图非常之谋，而司马伦为人贪冒，又新执兵权，似可借以济事。他们通过孙秀向司马伦传达了意图，司马伦是愚昧无知的人，听孙秀一蛊惑，脑子一热，马上就答应下来了。在孙秀的活动布置下，梁王司马肜等宗室诸王，以及通事令史张林、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华林令骆休都参与起事，这些人都是在宫中任职的内朝官，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宫中做内应。

但在谋划过程中，孙秀考虑到太子聪明、刚猛、有大志，他若复位，对司马伦未必有利。于是，司马伦一伙经过商议，得出一条毒计：先让贾皇后杀太子、然后再以为太子报仇为名废黜皇后。他们故意向贾皇后透露有人企图拥立太子谋反的消息，贾皇后派人出宫听察，果然有所风闻，司马伦、孙秀则乘机进言，劝贾皇后早除太子，以绝众人之望。贾皇后忌恨太子已久，司马伦的支持似乎增强了她的信心，她立即让太医令程据配制毒药，遣黄门孙虑持药至许昌杀太子。太子知是毒药，拒不肯服，孙虑竟以药杵将太子捶死。

太子一死，司马伦、孙秀立即开始反噬贾后一党。孙秀联络了右卫佽飞督闾和，约好在四月三日丙夜，以鼓声为号，开城门引外兵入城。至期，司马伦矫诏敕三部司马："中宫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禁军中同情太子、厌恶贾后者甚多，于是纷纷响应。

司马伦驻扎城南，遣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率三部司马百余人撞破宫门拘捕贾皇后，而内应的华林令骆休则将白痴皇帝转移到了东堂，以诏书召来贾谧，当场诛杀。

司马冏径直进入后宫见到贾皇后，贾后大惊曰："你来干什么？"

司马冏答："奉诏，抓你。"

一贯骄横的贾皇后临死仍撑一口硬气："诏书都是从我这里发出去的，你哪里来的诏书？"

司马冏当然不会和她纠缠这个问题，直接动手抓人。贾皇后逃到楼上，遥呼晋惠帝："陛下废了我，就等于废掉了自己啊。"她倒是预见到了局势的未来发展，可惜已晚。

司马冏带兵追至楼上，贾皇后问："起事者是谁？"

司马冏直言不讳："梁王、赵王。"

贾皇后感叹："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对赵王这条恶狗，给他兵权是我最大的错误！"

然而悔之已晚，她被宣布废为庶人，幽禁于建始殿。

在宫中做内应的张林等人已掌控了局面，他们立即部署，召集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八坐尚书连夜入宫，起草诏书废皇后，抓捕张华、裴頠、解系、解结等与司马伦对立者，诸尚书开始怀疑有诈，尚书郎师景要求出示惠帝的手诏，张林等人立即杀掉师景，吓得众人不敢再说话，只得照办。张华等人遂被执至殿前斩杀。

张华本是有才华的人，他好静不喜变，如果生于平世，足为良相，但他看不清混乱诡秘的政局发展，在军阀与政客的步步进逼之下，最终只能落到身死家灭的地步。

裴頠曾与张华密谋废贾皇后、改立谢淑妃，但张华认为，只要裴頠与贾模跟贾皇后讲明利害，"则天下尚未至于乱，吾曹得以优游卒岁而已。"若在太平时节，这种无所作为也许不失为一种治国之道，但在当时风云激荡的局面下，阴谋家们紧锣密鼓的策划已不容许张华有"优游卒岁"的时间。

太子被废时，张华不能保全太子，其少子张韪劝张华逊位以避祸，张华不肯，仍然"静以待之"，终于罹难。

死前，张华质问张林："你要杀害忠臣吗？"

张林反唇相讥："你当宰相，眼看着太子被废，却无所作为，这算哪门子的忠臣？"

张华辩解说："当时我上书皇帝皇后，反对废太子，言之凿凿，不信你可以到内廷的档案室去查，我上的奏章肯定还有存档。"

张林冷言反问："你作为宰相，说的话皇帝已不听了，难道不该立刻滚蛋吗？还有脸继续赖在这个位子上？"

张华终于无言以对，遂就戮。

史上对张华褒贬不一。还是《晋书》评论得好，一句"忠于乱世，自古为难"，道尽了集于张华一身的种种矛盾与无奈。

赵王司马伦执掌朝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端门之上，遣尚书和郁持节将已被废黜的贾皇后送至金墉城囚禁，同时诛杀参与陷害、谋杀太子的刘振、董猛、程据、孙虑等人，其他因被认定为贾皇后及张华同党而免职的官员不计其数。

杀人立威之后，司马伦称诏大赦天下，自封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置府兵万人，"一依宣、文辅魏故事"。所谓"一依宣、文辅魏故事"，就是模仿司马懿、司马昭在曹魏辅政的先例，司马伦实际上已经公开宣布了他准备篡位的野心。

司马伦一向昏聩无谋，大计其实皆出自孙秀。司马伦为相国，实际上是孙秀执政，"秀之威权振于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孙秀出身贫贱，与诸士族名士颇不和，当时享有盛望的游灏、李迈，以及后世极为知名的石崇、潘岳，都在此时被孙秀以各种理由杀害。孙秀不能拉拢在当时社会上拥有众多资源和极大支配力的士族官僚集团，是他的一大失策。一时之间，这个西晋王朝赖以立国的官僚士大夫集团已对司马伦、孙秀一伙离心离德，这就为将来局势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司马伦和孙秀的肆意妄为，在宗室之中也引起了不满，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都"内怀不平"。孙秀有他的办法，他让司马冏出镇许昌，使其离开权力核心，又任命司马允为太尉，意在夺去司马允担任的统率禁军的中护军一职。司马冏愤愤不平地离开了，但司马允就没这么好对付。

司马允一向性情沉毅，在禁军中很有威望，他看出司马伦早有野心，一直暗中准备着。当被任命为太尉时，司马允"称疾不拜"，拒绝了这一任命。孙秀派御史刘机来逼司马允，准备接管司马允的部属，并指控司马允"拒诏"、"大逆不敬"等罪名，司马允接过刘机的"诏书"，仔细一看，是孙秀的笔迹，大怒，当场要杀刘机，刘机赶紧逃跑，手下则全被司马允杀掉。

司马允率领他的淮南国兵以及帐下七百余人，前往讨伐司马伦，一路大呼："赵王反，淮南王将讨之！从者左袒！"归之者甚众。本来司马允打算先到皇宫控制惠帝，但尚书左丞王舆是司马伦的人，他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命人关闭了宫门。司马允是临时决定起事，没有准备攻城器械，无法进入皇宫，只得掉头直接攻打司马伦的相府。

司马允的淮南兵都是奇才剑士、江湖侠客，人数不多、但战斗力很强，司马伦自发府兵拒战，大败，一时死者千余人。这时，太子左率陈徽带着东宫兵来支援司马允，在承华门布阵，往相府内射箭，箭如雨集，几乎将司马伦射死。司马伦和手下官属都跑到大树下躲箭，每棵树上中箭数百。

双方从早上辰时打到下午未时，司马允虽然占据优势，但无法攻破相府门墙，未能取得压倒性胜利。陈徽的哥哥陈淮，在宫中任中书令，他想帮弟弟一把，就派司马督护伏胤率骑兵四百持白虎幡前往解斗，为司马允争取时间。但司马伦的儿子、淮阴王司马虔此时任侍中，也在宫中，他偷偷找到伏胤，约以富贵，策反了伏胤。伏胤来到司马允阵前，诈称"有诏助淮南王"，司马允不知是计，将伏胤迎入，结果被伏胤所杀，司马允之子秦王司马郁、汉王司马迪皆被杀，受牵连被灭族者数千人。

除掉了淮南王，司马伦自加九锡，增封五万户，其诸子皆统领禁军，又增相府兵为二万人，实为三万，兵力已超过了宫中的宿卫禁军。又制造舆论，使牙门赵奉诈为司马懿降语，命司马伦早入西宫，又在芒山立宣帝庙，为赵王佐助。

布置妥当后，司马伦就急着动手了。他让散骑常侍、义阳王司马威兼任侍中，伪造了禅让的诏书。按照程序，司马伦假惺惺地推让不受。于是宗室诸侯、公卿大臣纷纷盛称天文符瑞以劝进，司马伦这才欣然接受。

王舆、司马雅等率甲士入殿，告谕三部司马，示以威赏。迫于形势，诸军皆不敢违命。当夜，张林等以兵屯守诸门，司马威与骆休入宫逼夺晋惠帝的天子玺绶，以云母车载晋惠帝至金墉城幽禁，内外群官则以乘舆法驾至相府迎接司马伦。司马伦带着五千兵马，从端门入宫，登太极殿，尚书令满奋、尚书仆射崔随等向司马伦进献玺绶，于是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司马伦诸子皆封大郡为王、居要职，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其余党羽也都登卿将之位，一时封赏极滥，贤良方正、秀才、孝廉等各种考试都免试，太学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学二十年，皆署为官吏，郡县令长在职者，皆封侯。再加上孙秀往往自书青纸为诏，朝令夕改，百官转易如流，超阶越次者，不可胜数。当时公卿朝服之冠以貂尾为饰，封官太多，貂尾不够用，只得以狗尾充数，时谚谓："貂不足，狗尾续。"

一直支持司马伦并立有"大功"的张林，受封为卫将军，但却未能开府。古代的中央官署都是集中在皇城办公，开府意味着在皇城之外有独立的官署，权力更大，还可以自行任命属官，是给予极少数重臣的特权。张林以卫将军的职务，按理说还不够开府的资格，不开府也很正常，但张林自认为功劳大，对此颇有怨言。张林归咎于孙秀，就写信给司马伦的"太子"司马晇，诉说孙秀专权，扰乱朝廷，可一时诛之，司马晇把信交给司马伦，司马伦是个没主意的人，他竟然拿信给孙秀看，孙秀立即劝司马伦杀张林，于是司马伦大会宗室，召孙秀、张林、王舆等人俱来，收张林，夷其三族。

晋惠帝被"尊"为太上皇，囚所金墉城则改为永昌宫，皇太孙司马臧改封为濮阳王。但没过多久，司马臧就被毒死了。

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

1．契丹的兴起：

（1）时间：10世纪初

（2）人物：契丹首领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契丹国

（3）都城：在上京。阿保机就是辽太祖。

2．西夏的建立：

（1）时间：11世纪前期

（2）人物：党项首领元昊称大夏国皇帝，

（3）都城：在兴庆（今宁夏银川），史称西夏。

3．北宋的建立：

（1）时间：960年

（2）人物：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史称北宋。

4．北宋与辽之间订立著名的澶渊之盟。结束战争，双方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和平局面。

5．南宋建立：1127年金灭北宋，同年赵构登上皇位，定都临安，史称南宋。

6．岳飞班师后，宋金达成和议，双方以淮水至大散关一线划定分界线。宋金对峙局面形成。

科举制的创立

1．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始于隋文帝时。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

2．唐朝科举制度常设的考试科目很多，以进士和明经两科最为重要。

3．唐朝时期完善科举制度三位重要人物是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

4．科举制度的完善：唐太宗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武则天大力提倡科举，开创殿试和武举；唐玄宗把诗赋作为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

4．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清朝末年（1905年）才被废除。

明朝经济的发展与“闭关锁国”

1．清朝的闭关锁国：

原因：清朝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稳定，统治者坚持以农为本的政策，推行“重本抑末”政策，压抑、限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当时西方的殖民统治者正向东方扩张势力，清朝统治者担心国家的领土主权受到外国侵犯，又害怕沿海人民同外国人交往会危及自己的统治。

表现：清初的40年，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清朝统一台湾以后开放四个港口，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后来下令只开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关闭其它港口。

评价：它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是，当时的西方国家正先后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跨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时代。清朝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使中国逐渐在世界上落伍了。

一、辽（契丹族）的建立与北宋的和战

（一）辽的建立

1、契丹的兴起

（1）政权的建立：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辽，定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耶律阿保机就是辽太祖。

（2）契丹统治：阿保机建国后，发展生产，创制文字，国力不断增强。

（二）辽与北宋的和战（"澶渊之盟"）

1、背景：宋真宗时，辽军攻宋至澶州，寇准力主真宗亲征，宋军击退辽军（"澶州之战"）。

2、结果：辽宋于澶州议和，辽向北宋称兄，辽朝退兵，宋给辽岁币，史称""澶渊之盟"。

3、影响：增加了负担老百姓，但从长远来看，辽宋之间保持了很长时间和平局面，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西夏（党项族--原属羌族的一支）的建立与北宋的和战

（一）西夏的建立

1、政权的建立：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大夏皇帝，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史称西夏。

2、西夏的统治：元昊仿效唐宋制度，订立官制、军制和法律，并鼓励垦荒，发展农牧经济，还创制了西夏文字。

（二）北宋与西夏和战

1、背景：元昊称帝后，多次亲率军队进攻北宋，宋朝被动挨打，节节败退，损失惨重。

2、宋夏多年互战后议和：元昊向北宋称臣，宋给西夏岁币。议和后，宋夏边界贸易兴旺。

一、科举教育

1、科举制度概说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时1300余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官制史角度看，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它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科举考试的内容到明代以八股文为主，即“八股取士”。它逐步成为一种僵化的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已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也就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从此，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宣告结束。但客观而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中，科举制的进步作用也是不容否定的。

2、科举前选拔官员

【荐举】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荐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察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张衡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汉代避刘秀讳，称秀才为茂才)

【征辟】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张衡传》：“连辟公府，不就。”“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

【孝廉】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3.科举制名称

【科举】指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从隋代至明清，科举制实行了一干三百多年。《诗话二则?;推敲》“岛(指贾岛)初赴举京师”，意思是说贾岛当初前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童试】也叫“童生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左忠毅公逸事》“及试，吏呼名至史公”，这里就是指童生试，在这次考试中左光斗录取史可法为生员(秀才)，当时史可法二十岁。《促织》“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是说正在准备参加童生试。

【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闱，考场)。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jiě)元。

【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

大变革的时代

一、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

1．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瓦解时期，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的形成时期。??

2．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指牛耕。牛耕：最迟春秋末年使用，战国推广。铁农具：春秋出现，战国推广。

二、著名的都江堰

战国时期，李冰为秦国修筑的都江堰是举世闻名的防洪灌溉工程。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三、商鞅变法

1．时间、地点：公元前356年，秦国。

2．内容：①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②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③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

3．作用：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增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中华文化的勃兴（一）

1．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

2．商朝人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

中华文化的勃兴（二）

1．孔子是春秋晚期人，其言论记录在《论语》中，他提出“仁”的学说，主张“爱人”，“为政以德”，教育上提出：因材施教，温故而知新，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论语》由孔子弟子整理编写。

2．老子是春秋晚期人，其学说记录在《道德经》中，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对立的双方能够相互转化。《道德经》由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而成。

3．墨子是战国时期人，主张“兼爱”、“非攻”，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支持正义战争。?

4．孟子是战国人，认为“春秋无义战”，反对一切战争。主张“仁政”治国，轻徭薄赋，强调保护环境。?5．韩非是战国末期人，主张改革，反对空谈仁义，提倡法制?。

6．孙武是春秋晚期人，著有《孙子兵法》一书，其军事思想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大唐开元二年（714年），海内安宁。

春天在北方边境击败了突厥入寇，盛夏季节西天竺国又遣使来献方物。

在遥远的南方海滨，安南市舶使周庆立和波斯僧广造奇巧，想进献给皇帝以赞颂这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但当时即位才三年、正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却拒绝接受。

这一看起来平静的一年，却可能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移：中国的对外交通正在逐渐转向海洋。

周庆立就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关官员，在他之后，一个繁荣的海外贸易体系已渐渐成形。

从西域到南海

唐代的对外格局是在此前历史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自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对外交通的重心长期是面向西域的陆路。

尤其在西晋覆亡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着不同的语言，沿着黄沙迷漫的丝绸之路跋涉而来，其结果不仅促成商品贸易的交流，外来文化（尤其佛教）还给中国文化开辟出全新局面。

与之相比，当时尚未全面开发的南方在三国孙吴时期才开始发展海外交通，受国力和技术所限，直至南朝被隋吞并，南方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仍与北方相去甚远。

隋唐王室原本都出于北方豪族，定都长安也使他们无疑更着重放眼内陆亚洲；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终点的长安由此成为当时一座国际性大都市。

那时输入的外来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而承担这一交流职能的则主要是中亚的粟特胡商。

粟特人不仅经商，由他们带来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也深深影响了唐人，盛唐时代也是粟特商人两三百年来在中国活动所达到的顶点。

但一种新的趋势也在此时逐渐浮现：南方的海外贸易小传统已经开始复兴。

当时闽粤一带仍被普遍视为遥远的蛮荒之地，但早在唐初武则天时期，广州已是南海边一个重要的国际商港：

"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王方庆传》）这里说的"昆仑"，就是东南亚一带熟习水性的土著。

到天宝九年（750年）鉴真途经广州时，已看到广州海面上"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大和尚东征传》）。

因此，开元四年（716年）韶关人张九龄奏请开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岭新路，以充分利用岭南对海外交通的优势："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

虽然其中不无文学夸张的语气，但此路辟通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大路之后，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联系，重塑了岭南的商路。

由此北江开始日渐繁忙，而以前通往广西的商路逐渐废弃（叶显恩等《广东航运史》），这又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文献中最早可见的中国海关官员，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即开元二年（714年）的安南市舶使周庆立。

中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曾提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虽然著作的时代略晚，但也可见安南和广州长期是南海边的著名港口。

安史之乱（755-763年）加速了这一从西域到南海的转移过程。

说来讽刺，安史之乱的两个起事者安禄山和史思明，本身都有粟特血统，但正是他们不成功的叛乱终结了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

在长期动荡之下，驻守西域的唐军内撤勤王，西域和河西走廊落入回鹘和吐蕃势力之手，中原势力从此绝迹于中亚长达一千年之久；

而没有了帝国维护陆路交通的安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就逐渐不复当年盛况，更不必说由于叛乱者的种族背景，胡人在中唐以后也遭到了中原汉人的敌视和歧视。

江淮以南的南方当时并未受战火波及，由于北方藩镇割据，唐朝中央越发依靠南方在财力和人力上的供给以支撑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构。

在安史之乱结束的广德元年（763年），唐朝正式在广州设立市舶提举司，掌征收外贸商税、检查来往船只、收购专卖品。

之所以设在广州，原因也很简单：自秦汉以来的数百年里，广州一直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正如长安和洛阳是陆路丝绸之路的终点。

当时珠江三角洲尚未完全形成，珠江口的海面远比现在开阔，广州是一座海滨城市，也是南洋商舶到达中国的第一个港口。唐朝继续以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态度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收并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唐以后大量海外珍奇如象牙、宝石、白鹦鹉等陆续从海路输入，甚至奴隶的来源也出现了转移。

早先是粟特人口贩子转运的胡人妇女，而现在则出现了南洋来的皮肤黝黑且熟识水性的昆仑奴，他们成为唐传奇中新的角色。

从8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和世界其他部分一样经历了一个"南方化"的过程：

来自南方的各种文化因素（如饮茶习俗）开始扩散和弥漫到全国，而南方的闽粤航海传统自此得以全面兴盛，逐渐取代西域通道而成为此后一千多年里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改变了中国的外贸结构和文化取向，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海外贸易网络的形成

市舶提举司在763年的正式设立标志着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这本身也意味着当时的海外贸易网络已成长到不容忽视的程度。

唐代广州的海路贸易，分东西两道，东道通往日本、渤海、流求等地，但最重要的则是向西南到东南亚、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阿拉伯帝国的商路，尤其是穆斯林商人。

原先承担驮运各种珍奇贩运到长安的主要是粟特、回鹘等中亚的胡商，而8世纪中叶以后到广州等地从事贸易的外商则主要是波斯和阿拉伯商人。

据说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曼苏尔（745-775年在位）曾说："这是底格里斯河，从这里到中国没有任何障碍，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海上运来。"

当时曾有大量来自西亚的穆斯林人口生活在广州，建造起怀圣寺、光塔（早先被称为"蕃塔"）。每年五六月间西南季风到广州时即有人登顶宣礼，并在夜间点灯（塔高达615尺），可以作为航道灯塔来导航，此后在几个世纪里都是海船从珠江口进入广州城时最高和最容易辨识的航标。

到德宗贞元十一年至十七年（795-801年）王锷任岭南节度史时，广州参与海外贸易的程度愈益加深：他曾"日发十余艇"，且"周以岁时，循环不绝"（《旧唐书·王锷传》）地加入到商贸活动中去。

当时经"广州通海夷道"来贸易的国家据说不下一百个——柳宗元曾记载：抵达广州的商人"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厦（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岭南节度飨军堂记》）。

晚唐时聚居在广州蕃坊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的数量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当时广州"是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为中国商货与阿拉伯货荟萃的地方"。

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逐渐关闭，原本依靠转运贸易致富的中亚城市开始慢慢走向衰败。与之相反，在盛唐时还被视为蛮荒异域的东南亚一带，接过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的贸易中转，许多港口因此而发展了起来。

广州远离任何一个统一政权都城的独立位置使它可以在任何时代都保持开放而不影响国家根本政策。

这又使得南方的经济愈加获得发展，因为自唐宋时代起，这些面向南洋的港口主要都集中在南方；直至清代中期，长江口以北的北方唯一兴盛的大港天津也是以国内贸易为主。

在这个海外贸易网络中，中国人逐渐占据上风并成为主要的承担者。这与此前的陆路对外贸易截然不同：

陆路贸易的承担者通常是粟特、回鹘等胡商，因为从长安到中亚、拜占庭、欧洲的道路极为漫长，许多路段地形复杂且盗匪出没，是一种不断在中间商之间分段转运的贸易，不善控制骆驼及熟习多种语言的汉人很难从事这一贸易，因此往往是游牧民族居中联系并控制相关的商路。

海上贸易却对造船、驾驶技巧等技术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且海路相对安全——它只需要一系列和平开放的港口。

在早先的陆路对外贸易中几乎没什么知名的中国商人，更别说移民国外了，而海路贸易最终却使中国人深深介入东南亚的经济结构，以及数百万中国人"下南洋"。

商队在陆地行走速度较慢，骆驼所能驮的货物重量也远不及一艘大船，而遭遇抢劫的风险却远高于海上被海盗抢劫。

因此在火车发明之前，陆路商队运输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只有非常贵重的物品才能负担得起远程陆路运输的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昂贵的外国商品通常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消费，将之视为一种身份象征，其经济意义微不足道。

但海路则不同，负载重的船只反而不易沉没，空船还需要用大量石头或瓷器等压舱，因此海洋使大量笨重的大宗散货（兼有压舱和出售两重用途）也得以进行贸易交换，而这些是平民也可以消费的。

中唐以后闽粤商人将大量中国货物（瓷器、茶叶、丝绸等）运载到海外，并使东南亚等地的经济活动也为供应中国市场而组织起来，最终推动了区域性工业布局的形成。

此外，海外运输还对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各方面提出了技术革命的要求，催生了相关科技进步。

西方学者曾用"早期全球化"（archaicglobaliza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中古时期这一交流网络的形成，异域货物、思想观念、文化力量等逐渐出现一个横跨各洲的联系。

那是一个多中心的全球化，中国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中心——唐朝中国不仅是这个贸易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还是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全球史学者JerryBentley认为，在全球性互动中，三种主要进程（大规模移民、帝国的建立和远程贸易）具有"超越社会和文化区域疆界的重大意义"，不难看出，这三者在海洋中国的时代同时在进行。

失去的机会？

现在提起唐朝，人们常常将它视为中国古代文明曾达到过的一个巅峰，而与之相连的则是一个外向、自信、开放、文化多元的形象。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唐朝在对外交流中的行为，塑造了今天人们所感知到的"盛唐气象"。

但"巅峰"的意思是：你好不容易到达那个顶点之后，发现很难在那里长期停留，事实上唐朝也是两千年帝制中国时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不仅见证了辉煌、见证了变迁，也预示了此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败。

人们或许会遗憾：为何中国未能在一个国力强盛的时代，趁着转向南海的历史机遇，向一个海洋国家转型？

但事实上，如果说那是一个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必然会失去的机会。

唐代海路贸易确实催生了一个颇有希望的"海洋中国"，然而这种繁荣，与西欧海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仅具有表面上的相似，而其背后运作机制则大异其趣。

长距离的海洋贸易，在技术条件简陋的时代，是风险极高的行业。一旦有一批货物在海上沉没，普通商人大多就此破产。

因此古代诸文明中，无论是埃及、苏美尔、中国，最初都是神庙或宫廷垄断海外贸易——也只有这样财力雄厚的机构才能消费这些特殊商品。

在中国，自秦汉以降，皇帝一直竭力垄断对海外的贸易，早在西汉就有宦官代表皇帝去海外采购珠宝异物，所获利润也归皇帝的个人财库少府，而不列入国家税收。

现代人出于一种观念的回溯，常把唐代设立的提举市舶司视为中国最早的海关机构，但必须记住的是：它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海关。

唐代向海外贸易征收的市舶税，实际上均由宦官主管；也就是说，海外贸易的繁荣，最终获得好处的仅是皇帝个人。

中国第一任海关官员周庆立之所以出现在《旧唐书·玄宗本纪》中，就是因为他和波斯人"广造奇巧，将以进内"——换言之，搜罗各种海外珍奇，想献给皇帝博取其欢心，以至于这种蛊惑皇帝的行为引起正直大臣的不满。

研究海洋中国及东南亚贸易的史学家王赓武在《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中指出："市舶使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往往独立于地方当局之外，并由宦官控制"。

这一内廷宦官主导海外贸易的传统一直沿袭到郑和时代都没有变化过。在这种情况下，海外贸易和政治合法性和皇帝私人财库密切相关，却不能增加国家财政层面的财富。

这并不是一种企业行为和商品经济，从中是绝无可能萌生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更别说使整个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型了。

如果当时能向一个海洋国家转型，那必须有一个高度活跃的民间海外贸易为基础，并把整个国家当做一个贸易公司来经营（正如威尼斯、荷兰之所为），但这在唐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代的官方海外贸易毫无意义，它至少提高了远程贸易量，而这本身也标志着跨文化互动规模的增长。

但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唐代的"开放"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它和历代一样严格限制内部居民流动：

行旅往来于道路河川咽喉之地都要查验官府签发的通行证，更不许居民私自出国（所以玄奘和鉴真两位大师按唐代法律都属于非法出境）；它也屡次禁止民间参与海外贸易，只是闽粤一带天高皇帝远，这一禁令收效甚微。

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能得以逐渐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们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边缘位置，这使得当地社会能打破官方垄断的企图，灵活地自我调整以加入到海洋贸易的活动中去，但代价则是他们的活动常常无法得到官方的支持。

这有点类似《东南亚贸易时代》中所提到的东南亚在17世纪的悲剧：

由于权力和贸易密不可分，统治者和大臣不容许一个拥有自己声音的、独立于宫廷之外的大商人阶层存在，加上西方列强的竞争和打击，遂使当地无法向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转型。

应该说，中国并不曾"失去"那个机会，因为它并不曾有过——至少在唐代是如此。然而理解这一历史，则不失为中国人一个反思的契机。

12

唐代主要的对外交通路线

八世纪前中叶，唐朝与七十余个国家有外交往来。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在《海内华夷图》记录了几条主要的对外交通路线：

一、营州（今辽宁朝阳）入安东（今辽东）道；二、登州（今山东烟台）海行入高丽渤海；

三、夏州（今陕北横山）塞外通大同云中（今山西大同）道；

四、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入回鹘道；

五、安西入西域道；

六、安南（今越南河内）通天竺道；

七、广州通海夷道。

其中第七道"广州通海夷道"海洋航道始于广州，沿着传统的南中国海海路，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

如果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途经九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近百天，是八九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也是东西方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

明朝君权的加强

1．1368年初，朱元璋以应天为都城，改称南京称帝建立明朝，他就是明太祖。

2．明朝的特务机构：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朱棣设立东厂负责对臣民的监查、侦查，厂卫特务机构的设置，是明朝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一种表现。明政府还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3．北平的燕王朱棣，打出“靖难”旗号，起兵反对建文帝成功并称帝。1421年迁都北京，以加强中央对北方的控制。

当朱翊钧从耽乐身亡的明穆宗手中，突然接过大明皇帝宝座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孩子。

十岁左右的他，虽然已经学着肃穆威严的样子，将自己幼小的身子高高地端摆在金銮宝殿之上。

但在寝宫后殿里，象征着君主至尊身份的龙袍之下依旧难以掩盖一个孩子的童心，他与同龄的孩子一般，心怀憨稚。

白天，他让宫女和小太监们在御花园陪他玩耍嬉闹。到了晚上，按照太后及张居正等辅政大臣们的主意，他应该看奏折、读些圣贤典籍、学学安邦治国的策略。

但往往这个时侯，年幼的万历皇帝却偷偷地捧着一些"闲书"津津有味地读着，比如《水浒传》一类的通俗小说。在偌大的紫禁城中，或许只有这个孩子生动的眼睛，才能看到这类"闲书"的趣味。

殊不知，当小皇帝躺在龙榻上、有滋有味地阅读几近入迷的时候，在广阔的民间，在杭州、在南京、在苏州、在福建，《水浒》、《三国》等一本本通俗小说正在各地的书坊中刊刻而成，然后涌入市场。

这一年是万历元年，即西历1573年。

《水浒》、《三国》成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当时的流行并没有特殊的新意，反倒是近岁福建籍书坊主熊大木几本新撰历史演义小说的畅销，颇含有革故鼎新的契机，可以看作是某些事情的界标。

艰难的举业

熊大木是明嘉靖、万历年间福建建阳的一位书坊主，也是通俗历史演义小说的开拓者。据考，在嘉靖年间七种左右的新出作品中，熊大木一人竟编写了其中的四种。

他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即后来岳家将故事所出）、《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全汉志传》、《杨家将演义》等，都是通俗文学中流传颇广的作品。

而若以正史、方志的记载来衡定某位古人的声名，那么熊大木则几乎是"籍籍无名"的人物。

在有关的小说史论著中，提及他时往往也只有十余字的介绍："熊大木，字钟谷，又字鳌峰，嘉靖时建阳书林。"

而即便这样简短的介绍中，熊大木的名与字是否确切，在某些学者看来，也是满眼疑窦。

在他的家乡福建建阳，至今犹存的《潭阳熊氏宗谱》中，更是找不到"熊大木"的名字。

而据陈大庚考证，这位被称为"熊大木"的人物，其实真名熊福镇，字大木，号钟谷。

与熊大木一样，当时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家，如余象斗、熊龙峰、余邵鱼等，也基本都是这样一些平生不察、身份难详的人物。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种情况也容易理解，因为在千百年来读书人立身扬名的科举场上，他们都没有取得赫赫的功名。

而他们弃儒从商后，显赫的书坊主生涯，也与举业的艰难不无关系。

跟据人口史研究学者的大略估算，明初中国人口约为6500万，而到了明朝中晚期，这一数字激增到15000万左右，人口增长一倍还多。

人口基数增大，相应的读书人的数量也在迅猛地扩充，但与此同时，科举考试所吸纳的人数却增长缓慢。

历史学者余英时在《商人精神》一书中指出，"明代科举名额——包括贡生、举人和进士——并未与人口相应而增加，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小。"

当时的一些资料很是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在给吏部尚书陆完的信中写道：开国一百五十年来，"人才日多，生徒日盛"，但成为贡生或举人的比例却小得可怜。

他说，以苏州一郡八州县而言，生员有1500人之众，而三年之间，成为贡生或举人的却只有50人。

也就是说，一个生员在三年之中只有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那时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便说明了这种现象。

这虽不是精确的统计数据，"但他在社会心理上所产生的冲击力则甚大，足以激动不少士人放弃举业，献身商业"（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在文教兴盛的江南尚且如此，可见科举如何沉滞。

而在古代中国，科举从来都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它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心脉脏腑。

它的沉滞在一个侧面也是传统制度活力衰竭、力不从心的一个信号。

余象斗在《南北两宋志传》的序言中曾称颂熊大木"博览群书、涉猎诸史"，"建邑之博洽士也"，而即便是这样一位"博洽士"在当日成功率极低的科举中，连个秀才也没考上。

于是他只好放弃功名，转而继承家族刻书出版的行业。而科场失意后继承祖业刻书，其实也是许多书坊主共同的经历。

万历年间，另一位著名的通俗小说作者余象斗就说："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

曾刊刻过《三国演义》的乔山堂主刘龙田也有过"初业儒，弗售"的经历。

商业的繁荣

像熊大木、余象斗这样"弃儒从商"的，在有明一代也算普遍的风气。

当科举仕途的道路越来越拥挤，多数读书人又屡试不中而走投无路的时候，另一个不断开拓中的世界却向他们敞开了怀抱。

因为一个繁华的、世俗的、生机萌动的、在孕育中的商业社会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地域与人口的参与。

手工业与商品贸易的繁荣是明朝中后期社会生活画卷上最为浓重的背景颜色。当时，商业的兴盛几乎是帝国范围内每个区域都在发生的事情。

明代天下号称有"四聚"，北为北京，南为佛山，东为苏州，西为汉口，这四地便是当时最为主要的物品集散地。

在汉口，水占长江之利，陆扼湖广咽喉，交通发达，商业繁华；在苏州，城中富商大贾荟萃，百工技艺遍及，商铺林立，其中纱罗绫缎、金银珠玉及各类海陆珍宝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其实在富庶的江南，苏州之外，芜湖、扬州、南京、杭州亦无一不是繁华锦绣之地，城中"接屋成廊，联袂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

水路贸易的发达，也使得在长江、大运河、沿海地方形成一些天下闻名的码头，如荆州、樟树、芜湖、湖州、瓜州、临清、正阳等处，动辄烟火十万人家，南北客商往来，百货汇聚，"最为商货辏集之处"。

这些码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虽不及苏杭"，亦甲于一方，名于天下。

在那里，苏杭的银票、淮阴的粮食、维扬的盐，临清济宁的百货、徐州的车骡、京师的古董、无锡的米、建阳的书、浮梁的瓷器、温州的漆器，乃至南洋香山岛的番舶、扬州一地的妖姬妙妓，也都往来聚散，"市列珠玑，户盈罗绮"，自是繁华。

又福建沿海，嘉靖万历时期，"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蒲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犹不可计。"（王世懋《闽部疏》）

在这种社会风潮的氤氲濡染之下，自然使得从事经商贸易的人数日益增多，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杭州居民半多商贾"，就连偏远的福建清县居民也都"半逐工商为主"。

不仅如此，明代儒学在对"治生"、"人欲"、"私"等概念逐渐有了不同于前贤的理解之后，他们对商人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如王阳明就曾说，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属意、从事商贾之事不再为士人所鄙弃不齿，反而"弃儒就贾"蔚成风气。嘉靖时散文家唐顺之就写道："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归有光则说："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

写小说的书坊主

在浓重的商业气息笼罩下，商业化向书籍出版领域的渗透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以刻书为业的书坊主们出版书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牟利。嘉靖年间，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便是最早依据市场需要来刊刻书籍的一位。

当时，《三国》、《水浒》刻本刊行而引起轰动之后，书坊主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纷纷加入刊刻通俗小说的行列，正如书商余象斗所言，"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

然而当时可供刊刻的仅有这明初的几部作品，不久市场便渐趋饱和，于是，寻找新的稿源就成了书坊主们最为焦虑的事情。

这一日，杨涌泉带着一本弘治年间浙江刊刻的《精忠录》，前来拜访他的姻亲、书坊忠正堂主熊大木。

杨出于职业的敏感，意识到若把讲述岳飞故事的《精忠录》改写为通俗小说，定会畅销于世。于是，他再三恳求熊大木，代为"演出辞话"。

熊大木在一番"才不及班、马万一，故奚能用广发挥"的推辞之后，始终拗不过，于是开始了撰写通俗小说的创作活动。

嘉靖31年，一本叫做《大宋中兴演义英烈传》的小说在熊大木笔下杀青而成。

尽管这只是一本连缀辑补式的作品，或将历史资料直接抄录，或将文言译成白话，在文学性上其与《水浒》、《三国》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杨涌泉与熊大木的策划却获得了成功。

这部小说一问世便风行一时，仅以至今尚存的刊本为据，它在明后期就至少曾被七家书坊翻刻，更有精美的抄本传进了皇宫。

受此鼓舞，熊大木在翌年又完成《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一书，又后来，《南北宋志传》与《全汉志传》两部小说也相继刊出。

同时，熊大木的首创也为其他的书坊主们作出了极具诱惑力的示范，他们纷纷效仿，自己或是请人作起了通俗小说。如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编撰而成的《列国志传》。

又万历年间，余象斗编刻《四游记》时，《南游记》、《北游记》为本人创作，而另两种也经他编辑删润而成。他自己编写过的还有《廉明公案》、《诸司公案》等公案小说。

另外，一些科场失意的下层文人，因生活所需或因个人兴趣等原因受雇于书坊主，也在书坊主的组织下编撰小说等作品。

如江西饶安府安仁县人邓志谟，万历中期入闽，在担任建阳余氏塾师之余，就曾为萃庆堂编写过小说。

这种由书坊主们亲自撰自刊通俗小说，或是直接干预雇工创作的现象，在嘉靖、万历年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创作模式，文学史上便称之为"熊大木现象"。

"熊大木现象"是明朝中晚期商业化向出版领域渗透时的产物，而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书籍泛滥。

生涯几乎贯穿整个16世纪的书坊主何良俊说："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吕坤也由衷感慨："古今载藉，莫滥于今。"

书籍种类增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商业性的甚或迎合人们消闲生活的书籍。吕坤将晚明书籍分为九类，其中"无用之书"与"败俗之书"（小说、戏文等）占了很大部分。

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说，"那些读书乃至写书的人，对于写书或者读书，已不再抱有一种经济天下的职责，而仅仅是持一种玩的态度"。

从明末清初起，人们就将《金瓶梅》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为"四大奇书"。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曾说："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色情小说的泛滥则是"熊大木现象"的必然。杜濬在《十二楼序》中说："盖自说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狠裹鄙靡无所不至。"

在晚明，商业活动的高涨，催生出珍馐美馔、楼台笙歌，是纵乐、是狂欢、是肉欲，是无处不在的金钱崇拜。

而色情小说则将社会风俗中的这种商品性特征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一方面，为赚钱的书坊主根本不在乎世风道德；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时纵乐世风的真实写照。

这些迥别与过往的变化与面目，无不显示出晚明特有的气质。而这些正是，万历朝开始时，发生在出版业及部分读书人身上的事情。

1、唐朝灭亡后的50多年里，中原地区先后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总称五代。

2、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定都开封。

3、916年，契丹国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在上京称帝，建立契丹国后，契丹改国号为辽;1038年，元昊建立西夏(我国西北地区由党项族建立并定都兴庆的政权);

4、1115，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定都会宁。1127年，金灭亡北宋;1127年，赵构建立南宋，定都临安。

5、订立“澶渊之盟”的双方是辽与宋

6、南宋的抗金名将有岳飞和韩世忠等，岳飞于1140年在郾城之战中大败金兵。

7、北宋时发明了插秧农具“秧马”;还出现了牛转翻车;政府把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由福建推广到北方一些地方。南宋时，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太湖流域一带的水稻产量很高，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8、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都有夜市、晓市，还出现了娱乐场所“瓦肆(瓦子)”;北宋前期，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政治经济、思想科技文化

古代中国

1、中国古代早期政治制度

一个核心：王权。

两种制度：分封制与宗法制。

三个特点：周王是天下共主，地方建立诸侯国(分封制);依据血缘的亲疏，血缘纽带与政治关系相结合，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

2、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认识

一个集中：即所有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

两对矛盾：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三个趋势：即分相权集皇权，形成君主专制;分散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形成中央集权;对思想控制日益加强的趋势。

四个发展阶段：秦汉确立发展——隋唐完善——宋元加强——明清强化。

3、选官和监察制度

一个根本目的：强化皇权统治。

两个层面：选拔官吏和监察百官。

三个趋势：标准由家世门第逐渐演变为学识才能;选拔方式由推荐演变为考试选拔;选拔形式日趋严密，趋向制度化。

4、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

(1)小农经济是传统农业的基本模式。

(2)精耕细作是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3)铁犁牛耕是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5、古代商业的发展

一个政策：重农抑商。

两个方面：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

三大特点：商人社会地位低，商业发展艰难曲折;受制于农业的发展;政府对商业的控制逐渐减弱。

四段历程：春秋战国(官府垄断局面被打破，商品市场和大商人出现)——秦汉隋唐(重农抑商政策;坊市严格分开，对外贸易发展)——宋元(商业经济繁荣;坊市界限打破;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明清(城镇商业发展;出现商帮;闭关锁国)。

6、影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要因素

(1)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束缚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2)统治者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实行专卖制度，对民营商业课以重税，影响了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的积累和国内市场的扩大。

(3)长期以来抑商和歧视商人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4)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7、明清时期对外贸易性质、政策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1)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是政府与外国进行的朝贡贸易，目的不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为目的，主要是加强友好往来。

往往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和采取“倍偿其价”的方法，政府在贸易中增加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影响了中外贸易的持续发展。

(2)明清时期对外贸易实行“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限制了民间对外贸易的发展;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使中国与世界隔绝，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影响了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型。

8、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演变

(1)诸子百家思想观点：

①儒家推崇“人治”，提倡“礼治”或“德治”，即指治国时偏重人的作用，实行“仁政”。

②法家提倡“法治”，崇尚“以法治国”，即强调法的作用，主张用法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③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即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顺应时势和民心。秦汉以后统治者的修养生息政策正是这种治国思想的体现。

(2)演变：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思想在不同时期分别吸收了墨、儒、道、法各家的思想主张，虽被采纳的程度有所不同。

但从总体来看，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取二者之长、弃各自之短，逐步形成了德法兼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①秦统一中国后，采用了法家的主张，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②西汉初年，先后采用了儒家的“仁政”、道家“无为而治”和墨家节俭的思想。

③西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实现了政治、思想上的“大一统”，使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正式形成了“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治国模式。

④汉代以后，道家思想仍然受到重视，逐渐被儒家思想所吸收，如宋明理学;隋唐科举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墨家“选贤举能”的思想。

9、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

(1)科技内容上应用性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够;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与经验总结，缺少实验。

(2)在科技应用上主要服务于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大型的工程需要，缺乏将科技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并成为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意识。

(3)我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世界，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影响深远。

10、古代文学艺术发展的趋势和原因

(1)趋势：日趋平民化、世俗化，反封建意识增强。

(2)原因：封建专制统治加强;商品经济发展。

含义：周王朝的社会等级制度，贵族等级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目的：为稳定周初的政治形势，巩固疆土。

方式：周王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和功劳大小把宗亲和功臣分封到各地。

特点：层层分封，等级森严。

诸侯权力：周天子授予诸侯管理土地和人民的权力，允许建立诸侯国，有较大独立性。

诸侯义务：需要向周王进纳贡物，并服从周王调兵。

作用：①保证周王朝对地方的控制，稳定政局，扩大统治范围。②维护了西周王朝严格的等级制度。

一、经济的繁荣

1、农业：垦田面积逐渐扩大，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发明并推广了一些重要的生产工具，如曲辕犁（耕作工具）和筒车（灌溉工具），重视兴修水利工程。

2、手工业：①纺织业品种繁多，尤以丝织工艺水平最高，蜀锦（四川地区）冠于全国；②陶瓷器生产水平也很高，南方的代表：越窑的青瓷（"如冰如玉"），秘色瓷是青瓷中的精品；北方的代表邢窑的白瓷（"类雪似银"）；唐三彩（陶器）造型精美，色彩亮丽，是世界工艺的珍品，最为著名；③造船业、矿冶业、造纸业等颇具规模。

3、商业繁荣：都城长安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对称，街道宽敞整齐，商业繁荣，城内市坊分开（东市西市为商业区，坊为居民区），既是当时中国政冶、经济和文化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二、民族交往与交融

1、唐与吐蕃（bō）：

（1）吐蕃概况：唐太宗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定都逻些。

（2）①友好交往：

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赞普松赞干布，带去了谷物种子、药材、茶叶、工艺品以及历法、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

唐中宗时，把金城公主嫁给赞普尺带珠丹（见证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史料:"和同为一家"、"唐蕃会盟碑"）。

②意义（作用）：唐蕃和亲促进了吐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增进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

2、民族政策：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各族首领尊奉为"天可汗"，意即各族共同的君主。

三、开放的社会风气

1．精神风貌：昂扬进取、积极向上。

2．社会风气：兼容并蓄（xù），刚健豪迈的尚武风气盛行一时。

四、多彩的文学艺术

1、唐诗：

地位：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

2、书法与绘画：

三国鼎立

1．赤壁之战：208年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为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奠定基础。2．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220年，曹丕废汉献帝，称帝，国号魏，定都洛阳，东汉结束。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222年，孙权称王，国号吴，后定都建业。

3．三国经济：魏重视修建水利工程，农业发达，蜀国丝织业兴旺，吴国造船业发达，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等，率军万余人，横渡台湾海峡，到达夷洲（即台湾）。

第四课科举制的创立

1.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始于隋文帝时。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

2.唐朝科举制度常设的考试科目很多，以进士和明经两科最为重要。

3.唐朝时期完善科举制度三位重要人物是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

4.科举制度的完善：唐太宗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武则天大力提倡科举，开创殿试和武举;唐玄宗把诗赋作为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

4.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清朝末年(1905年)才被废除。

第五课“和同为一家”

1.唐太宗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人尊称他的为“天可汗”。

2.唐朝加强西域地区管辖：唐太宗设安西都护府，武则天设北庭都护府管辖西域地区。

3.唐与吐蕃关系：

(1)7世纪前期，吐蕃的首领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定都逻些。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

(2)唐朝时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

(3)8世纪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到吐蕃。至此，吐蕃和唐朝已经“和同为一家”了。

第六课对外友好往来

1.“唐人”由来：隋唐对外交往比较活跃，与亚洲以及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往来。唐朝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

2.与日本的交往

(1)日本人东来：隋朝时已经有日本遣使者到来，到唐朝时，日本来中国的遣唐使有十多批，同来的还有留学生和留学僧等。遣唐使回国后，很受重用。他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大化改新)。

(2)鉴真东渡：玄宗时，鉴真应日本僧人邀请，东渡日本，至第六次才成功。他在日本传播唐朝文化，他设计的唐招提寺，被日本视为艺术明珠。

3玄奘西游：唐朝时中国与天竺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贞观初年，去天竺取经，带回大量佛经，还以亲身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

4.与新罗交往：许多新罗商人来到中国经商，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首位。

第七、八课辉煌的隋唐文化(一)(二)

1.建筑：隋朝杰出工匠李春设计并主持建造的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700多年后，欧洲才建成类似的桥。

2.印刷：唐朝印制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3.唐诗：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诗人有李白(诗仙)、杜甫(诗圣)、白居易。

4.书法：隋唐时期，我国书法艺术步入又一个高峰。最著名的是颜真卿和柳公权。颜真卿是继王羲之之后，我国书法史上最有成就的书法家;柳公权在书史上留下“笔谏”的美名。

5.绘画：隋唐时，绘画艺术高度发展，影响较大有唐朝的阎立本、吴道子(画圣)等。

6.莫高窟：隋唐时期最著名的石窟是坐落在今天甘肃西部的敦煌莫高窟。

编辑推荐：必备知识点汇总

中华文化的勃兴（一）

1．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

2．商朝人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

中华文化的勃兴（二）

1．孔子是春秋晚期人，其言论记录在《论语》中，他提出“仁”的学说，主张“爱人”，“为政以德”，教育上提出：因材施教，温故而知新，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论语》由孔子弟子整理编写。

2．老子是春秋晚期人，其学说记录在《道德经》中，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对立的双方能够相互转化。《道德经》由战国时期道家学派整理而成。

3．墨子是战国时期人，主张“兼爱”、“非攻”，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支持正义战争。

4．孟子是战国人，认为“春秋无义战”，反对一切战争。主张“仁政”治国，轻徭薄赋，强调保护环境。5．韩非是战国末期人，主张改革，反对空谈仁义，提倡法制。

6．孙武是春秋晚期人，著有《孙子兵法》一书，其军事思想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