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

关羽战败时本可以逃走，为何他没这么做呢？

关羽没有选择逃走，是因为关羽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并不愿意如此的难堪。就算有1万个人一起去攻打关羽，也同样不是他的对手，而且也没有办法遇到一些如此有勇气的奖励，可是关羽就是特别的刚正不阿，在遵守规则时根本就不会懂得变通。

从这一个性格这一方面来看，根本就不可能会伪装成普通人，就算增加逃回属地的一个可能性，相信全世界的英雄全部都会嘲笑他，因此如果关羽选择这么做，可能就毁掉了自己一辈子的名声。

再者还会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存在，就算想要伪装，这外在的条件根本就是不允许的。关羽的身高大概在1米9左右拥有着比较魁梧的身高，就算是我们现在会比较注重营养的搭配，将近1米9的身高也是很少遇到的。而且关羽也会被称之为大胡子，也就是说拥有着旺盛的胡须，而且容貌过人。出于多方面的因素，所以人均的高度仅仅都只是1.6米到1.7米左右，拥有这一个身高，无论是怎么伪装，基本上都会被人认出来。

关羽身边也会有很多的将领在世界领地之后，因为平凡的代表有同样没有让追踪之人走到。有许多的军士都选择出逃，而且也伪装成平民的样子，因为不一样的说话方式，然后就会被抓，关羽本身是出生于公元160年，说话的方式必然就会带着这一方面的特点。其实当大家在经过分析之后，也会发现他只要一张口马上就会被人发现，这是一个外地人想要躲藏起来，这显然也是不大可能的。

成功逃回去的这些手下，因为都是湖北人，所以这方面也并不会造成太多的不便，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所以无论怎么选择都没有太多的成功几率，所以最终还是选择自刎，无数的人会觉得有一些遗憾，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不选择这么做，到底应该怎么做？

翻译为：六国诸侯所丧失的土地，与战败所丧失的土地相比。出自《六国论》。

《六国论》是苏洵政论文代表作品。该文提出并论证了六国灭亡“弊在赂秦”的精辟论点，借古讽今，抨击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屈辱政策，告诫北宋统治者要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原文内容：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译文：

六国灭亡，不是武器不锐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于割地贿赂秦国。割地贿赂秦国，自己的力量就亏损了，这是灭亡的原因。有人说：“六国相继灭亡，全都是由于割地贿赂秦国吗？”回答说：“不割地贿赂秦国的国家因为割地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因为他们失去了强有力的外援，不能单独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割地贿赂秦国’啊！”

秦国除用攻战的方法取得土地之外（还得到诸侯的割地贿赂），小的就获得城镇，大的就获得都市，把秦国由受贿赂得到的土地与战胜而得到的土地比较，实际上有一百倍，把诸侯贿赂秦国所失去的土地与战败所失去的土地比较，实际上也有一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诸侯最大的祸患，当然就不在于战争了。回想他们的祖辈父辈，冒着霜露，披荆斩棘，因而才有一点点土地。可是子孙们看待它却很不珍惜，拿它来送人，就像抛弃小草一样。今天割去五座城，明天割去十座城，然后才能睡上一夜安稳觉。待起床一看四周边境，秦国的军队又打来了。那么，诸侯的土地有限，暴秦的欲望没有满足；谁送给它土地越多，它侵犯谁就越急。所以不用打仗，谁强谁弱、谁胜谁败就已分得清清楚楚了。六国落到灭亡的地步，按理本来应当这样。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像抱着柴草救火，柴草没有烧完，火就不会熄灭。”这话说得在理啊！

齐国不曾割地贿赂秦国，最后也随着五国灭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跟秦国交好而不帮助五国啊。五国灭亡之后，齐国也就不能幸免了。燕国和赵国的君主，起初有远大的谋略，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坚持正义不贿赂秦国。因此燕国虽然是个小国，却灭亡在后，这是用兵抵抗的效果啊。到了燕太子丹用派遣荆轲刺杀秦王作为对付秦国的策略，才招致灭亡的祸患。赵国曾经与秦国多次作战，败少胜多。后来秦国又两次攻打赵国，李牧接连打退了它。等到李牧因受谗言被赵王杀害，都城邯郸就变成秦国的一个郡，可惜它用兵抵抗却没能坚持到底啊。况且燕赵正处在其他国家被消灭了的时候，可说是智谋已尽，力量单薄，战败而亡国，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啊。假使当初韩、魏、楚三国都各自珍惜自己的土地，齐国不依附秦国，燕国的刺客不去秦国，赵国的良将李牧还活着，那么胜败存亡的命运，如果与秦国较量，也许还不容易估量呢。

唉！如果六国把贿赂秦国的土地封赏给天下的谋臣，用侍奉秦国的心意礼遇天下非凡的人才，齐心协力向西对付秦国，那么我担心秦国人连饭也咽不下喉呢。可悲啊！有这样的形势，却被秦国积久的威势所胁制，土地天天削减，月月割让，以至于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切不要让自己被敌人积久的威势所胁制啊！

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他们的势力比秦国弱，可是还有能够不割地贿赂而战胜秦国的形势。如果凭借偌大国家，却自取下策反而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这就又在六国之下了！

回首日本战败投降的78周年，要怀着感激和敬意，向那些为和平献出生命的人们致敬。要把这段历史视为镜鉴，时刻保持对和平的珍视和维护。只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才能为未来的和平建设开辟道路，让子孙后代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和谐发展的世界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二战的太平洋战场。这一天标志着日本的战争野心破灭，战争的各种罪恶和破坏也终于得到了制止。回首这段历史，不能不提及战争对日本和世界的影响，也需要看到战争背后的教训和和平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日本作为侵略的一方，在战争中经受了严重的惩罚。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使无数的人们丧生，还给幸存者带来了长期的痛苦和疾病。

和平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历史上的种种教训告诉人们，战争带来的毁灭是无法估量的，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和平的决心和努力。要实现和平，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加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只有通过互相理解、对话和合作，人类才能在和平与繁荣中获得真正的幸福。

教育是实现和平的基石。通过教育，可以向人们灌输和平的理念和价值观，让他们明白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摧毁一切的利器。教育的力量是巨大，通过教育人们可以培养和塑造一代又一代和平的使者和领袖。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营造和平的氛围和心态，和平并不是政府或组织的事情，是每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为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无论是通过积极的行动、参与志愿者组织还是简单地传播和平的理念。每个人的小小努力加在一起，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推动和平的进程。

简要回答

1945年的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在2023年的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的第78周年。在当年日本裕仁天皇在日本发布广播表示将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在1945年9月2日上午9点举办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意味着二战正式结束，仪式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夹板中进行，日本天皇政府的重光葵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的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次在投降书中签字。

在整个20世纪中二战被称作为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之一，本场战争的终结点是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在刚刚爆发二战时期日本为了扩张，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土地，在1941年的12月7日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激化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美国至此也加入到二战中。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日本参与到了太平洋战争，不断去扩张领土残忍的战争导致了多个国家的无辜居民受害。

日本的军事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在1944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马里亚纳海战和菲律宾战役导致日本的扩张计划遭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之后美国决定对日本展开轰炸，在日本的主要城市中进行空袭，给日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1945年德国在欧洲战场中正式宣布投降，盟军决定将会集合所有力量对日本进行最后一次打击，2023年的7月份盟军在德黑兰召开波茨坦会向日本发出警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负责将会面临灭国的风险。不过日本的军事负责人一直以战争到底的信念拒绝无条件投降，1945年的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分别在广岛和长崎地区发射了两枚原子弹，导致日本地区超过10万人死亡，考虑到日本当地民众的安全，日本政府不得已接受无条件投降。

在兖州时，吕布败给了兖州的上一任主人曹操，不得已之下四处寻求可以给自己一席之地的人请求投靠，结果却收到了很多人的拒绝，走投无路之下陈宫建议他投靠徐州刘备，而刘备对他的态度果然也不同于之前那些人，在正史中，在此之前的这两人是没有任何交集的，那么刘备为什么会收留一个从没见过面的陌生人呢?

公元194年，曹操攻打徐州陶谦，陈宫等人迎接吕布，请他当兖州牧，占据濮阳，兖州郡县尽被夺取，曹操知道后，率领军队攻打，两军对阵，曹军阵势大乱，曹操只好突围，公元195年，曹操将兖州各城逐步收复，击败吕布，吕布投奔刘备。

吕布失去了很多机会，所以最终在与曹操的对阵上连连失利。兖州大境重新回到了曹操的手中。曹操很激动，看着昔日的根据地，喜不自胜。可是吕布却走投无路，常言说落水的凤凰不如鸡。吕布有点懊悔，现在放眼天下，有点孤苦伶仃的味道。可不是吗，袁术想谋取他的妻妾，袁绍想夺取他的性命。原本与曹操无冤无仇，却听从了别人的怂恿，结果狐狸没打着，落得一身骚。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吕布这样想，当年的西楚霸王也可能是这样的下场吧。吕布曾经很牛，在丁原手下，号称飞将。在董卓手下，前呼后拥，何等威风;在王允手下，冲锋陷阵。为何自己独自挑起大旗，却落得如此下场。

他身边的陈宫告诉他可以投奔刘备，理由有四。其一，刘备是个英雄，英雄爱惜人才。吕将军英才盖世，谁不尊敬?其二，刘备没有名声，尽管是个徐州牧，却难于驾驭徐州原班人马，将军一去，刘备肯定会作为援军;其三，刘备以重整汉室为己任，素有忠义之心。将军曾经杀死董卓，是大汉朝的功臣，对刘备有大恩;其四，刘备是曹操的仇人，他非常恼恨曹操征伐徐州，因为曹操征伐徐州，杀人过多。而我们是和曹操浴血奋战的，这么一来我们两家是朋友。

吕布闻言，大喜。这么说来，徐州我们可以去的。陈宫说：那是当然，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趁机拿下徐州，作为我们的根据地，然后再报今日兖州之仇。

果然不出所料，刘备果真待吕布为上宾，只是手下关羽张飞不服，后来暂居小沛，再后来，吕布趁刘备攻打袁术的当儿拿下了徐州，自此骄傲的坐上了一阵诸侯的位置。而这个胸无大志的小人，根本不知道人家曹操在干什么，还一味的在徐州坐井观天。

刘备此时为什么会收留吕布，我们要看一下刘备的情况。

刘备虽然得到了徐州将吏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主要是文官部分，武将部分则有所保留，毕竟刘备是客军，属于外来户。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曹豹。这样的结果就是徐州力量不强而且内部分裂。刘备急需一个外援，这个时候吕布正好出现了。

吕布虽然失败了，也是汉末的知名人物，刘备收留吕布可以借助吕布的力量与曹操等抗衡。

可惜刘备识人不明，在与袁术相持中，互有胜败。但吕布却大举进军，大破张飞，俘虏刘备的家眷。刘备两面受敌，只好向吕布投降。吕布投靠刘备又趁人之危，也太不地道了呢。

刘备在小沛，招纳旧部，纠集了万人，吕布担心他势力壮大，出兵攻打刘备，刘备大败，前往许都依附曹操。刘备此时恨透了吕布，好不容易得来的徐州就被吕布搞没了。最终吕布被缢杀，然后枭首。

古代的中国总是战火连连，因为自身的弱小遭到别人的欺负，而且，当时中国的邻国日本因为自己国土比较小，但是心中有一个称霸世界的野心，所以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当时的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家贫穷，人民无知，虽然中国总是战败，但是，也还是有偶尔赢的机会，古代人又是怎样对待战败方的呢?特别是三国时期，魏蜀吴时间的战争，为了争夺地盘，打仗是经常的事。具体的我们也一起来看看吧!

战争是令人痛苦的，也是令人麻木的，在战场上人就变成了魔，只具有人的肉身，却不具有人的情感和慈悲。

然而战争的后遗症是巨大的，那些参战的男儿，大都是家中的顶梁柱，是母亲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有的是一家的长兄，肩负着家庭的使命和责任，如果他们在战场中牺牲，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无疑是天塌下来了。

虽然二战时期医疗提高不少，但还是有很多人在战争中死去，有的人因战争而留下后遗症，一生都被病痛折磨。

一场大战后，总会遗留很多尸体，很少有人会去想这些尸体去哪了?难道不是抛到战场上，任其自生自灭吗?

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尸体会腐烂形成尸毒，可能会爆发传染病和瘟疫，附近地区的百姓都会遭遇疾病侵袭，而且严重的可能在较大的城市蔓延开来。

其实古代对待尸体是比较残忍的，也是很不尊重的，挖坑活埋算是客气的，起码还给了个“入土为安”，如果焚烧尸体，起码是文明的，能够杜绝传染病的。

古代有那么一项不怎么文明的交战惯例：战胜方可以任意处理战败方尸体，哪怕以侮辱的方式。

所以他们会将阵亡者尸体堆积在路两侧，然后用哪个土覆盖，夯实之，踩踏之，直到形成金字塔形的“京观”或者“武军”。

这对战败方的国家而言是个挑衅的举动，会加深双方的仇恨，引发新的战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开始筑“京观”了。公元前597年，楚军和晋军打仗，晋军败，大臣就建议将尸体堆成“京观”。这其实相当于一枚“勋章”，让子孙后代看见能扬眉吐气，从而更加励精图治，保持国家的强大。

但楚庄王却制止了，他说：“武这个字拆开就是‘止戈’，意思是不再使用兵器。国家动‘武’是为了制止暴力，定功、安民、丰财，做到这些国家才能强盛。”

楚庄王说：“这些阵亡者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尽忠，怎么能将他们随意对待呢?”

楚庄王是个英明的国君，因为他的建议，这些晋军得以入土为安。

但古代这样的国君少，《史记》中记载秦始皇是如何坑杀少年时期侮辱他的人，如何坑杀四百六十多个对他有怨言的儒生，说明秦始皇十分残忍。

对活人都如此残忍，何况对死人呢?

不过史学家对“京观”和“武军”的解释是一样的，都是对阵亡的尸体处理，而同样是尸体堆积封土，如果人还活着，就称为“坑”。不过，想想秦始皇、项羽之类的还真是个“坑”啊!这种举止简直是禽兽之举了。

唐太宗曾派使者去高丽质问他们，原因是在隋朝时我们跟高丽交战过，高丽将隋军尸体筑成京观让大家观瞻，唐太宗登基后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侮辱，就让高丽把“京观”推倒，他派人将隋军的尸体带回国安葬。

京观也叫“骷髅台”，东晋战败后，东晋的士兵尸体被做成“骷髅台”。

唐朝时期军阀混战，战败方的头颅都被割下，大约一万个，然后“封尸为京观”。

“坑”也是古代常用的处置战俘的方法，史书里都有记载。

明朝常遇春习惯坑杀俘虏，徐达想阻止，没来得及。真正下令不许坑杀，不能做成京观吓唬人的是满清的统治者，他们倒是做了一件好事。

但清朝刚开始搞屠杀的时候，也有将尸体抛到河流里去，比如“嘉定三屠”，尸体把河水都染红了。

河流里堆积了尸体，那么这条河水就不能喝了，下游的人不知道，喝了这些水就有可能死亡。

后来大家对待战俘才有了土葬，俗话说“入土为安”，这才是对死者的尊重。

再后来有了火葬，这样集中处理不留祸患，火葬会让尸体彻底烧化，也不占地方，不过古人不理解这种方式，认为火葬才是对死者最大的侮辱，而火葬在我们今天倒成为一种文明的处理尸体的方式了，可见古人和今人的思想也是有差异化的。

说到拿破仑战败的原因真正要去研究的话，那也算得上是一门学科了，但是最近有学者指出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因为拿破仑战败的原因很简单，其实就是因为火山爆发造成的，火山爆发引起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导致了最后的滑铁卢失败了，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下面就跟随小编继续揭秘分析看看吧!

拿破仑战败因火山。“一只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在2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是诗意化的“蝴蝶效应”。而在现实中，这种效应具体体现为，印尼的一场火山爆发，导致拿破仑在小半个地球以外输掉了滑铁卢战役，从而改变了世界历史。

在滑铁卢战役的2个月前，印尼松巴瓦岛坦博拉火山剧烈喷发，造成10万人死亡，并向大气中喷射了高达62英里的火山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College London)的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带电的火山灰“短路”了大气层上方、在云层形成中扮演重要作用的电离层。

紧接着，这种现象导致当时的云层额外密集，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大雨，以至于滑铁卢地区的道路泥泞无比，并在泛滥西皇帝的战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项目首席科学家根格博士(MatthewGenge)说:“以前，地质学家认为火山灰会被困在较低的大气中，因为火山的羽状流上升很快。然而，我的研究表明，火山灰可以通过电力射入高层大气。”一系列的实验和计算机模拟表明，直径小于20万分之一米的火山颗粒，在大型火山喷发时可能被推进电离层。

根据这篇发表在《地质学》杂志上的研究论文，这些颗粒扰乱了电离层的电流，导致了云层的异常形成和降雨。1991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后，电离层也发生了类似的扰动。

根格博士补充道:“雨果在小说《悲惨世界》中描述了滑铁卢之战:‘不合季节的乌云足以导致一个世界的崩溃’。而现在，我们距离了解坦博拉火山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又近了一步。”

扩展阅读：

拿破仑滑铁卢战败 竟是因为得了小小的痔疮

拿破仑是伟大的军事家，他一生战绩辉煌，然而他的转折点就是拿铁卢，滑铁卢战役之后，叱咤风云、不可一势的拿破仑从此一蹶不振，直至病死，那么这场战役拿破仑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关于作战英勇神明的拿破仑为何在拿铁卢战败的说法众多，各种原因的分析比比皆是，不过很有可能其实导致他失败的只是源于小小的疾病，那就是痔疮。

拿破仑是伟人，但也和平常人一样有衣食住行的需求。由于强大的工作压力，他每天只睡3小时。为了节省时间，他吃起饭来狼吞虎咽，极少超过10分钟，而且不分好坏。吃饭的时间也不固定，总是在公务和战事的间隙应付了事。这种没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让拿破仑在28岁时就因为长期便秘而患上了痔疮。5年后，粗糙的食物及快速吞咽的习惯又让他得了消化道溃疡。

1804年，35岁的拿破仑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然而他的体力却因为两种小毛病而急剧退化，他的肚子膨大起来，脸庞变圆，脖子变粗，头发也日渐稀疏。消化道溃疡发作时，拿破仑会感觉右侧腹部剧烈疼痛，因此经常要解开背心纽扣，按住痛处龇牙咧嘴地叫疼。

长期的病痛影响了他的脾气和智商。由于疾病折磨，拿破仑失去了最引以为豪的自律，他愈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常对属下歇斯底里地大发脾气，严重影响士气。他的海军大臣曾抱怨说：“皇帝疯了，他会毁掉我们所有人。”

1813年，拿破仑指挥法军与反法联军在德累斯顿激战两天，成功击溃了同盟军。他本准备乘胜发动一次歼灭战，但此时，他的老毛病又犯了。精疲力竭、浑身湿透的拿破仑在胜利后狼吞虎咽地大吃了一顿，结果当晚就腹痛呕吐，不得不返回后方养病，把指挥权交给手下，结果法军大败，联盟军转败为胜。法军兵败如山倒，退回巴黎，拿破仑被迫向反法同盟投降。

后来，心有不甘的拿破仑逃出囚禁地，重新召集军队。但遗憾的是，由于痔疮经常发作，拿破仑无法骑马外出察看军队，也无法与战地军官们商讨战争局势，经常贻误战机。

滑铁卢一战中，拿破仑强忍疼痛骑马指挥了一整天，结果当晚痔疮病发，疼得睡不着觉，最后只得在抽鸦片镇痛后才入睡。鸦片带来的嗜睡让他第二天上午11时才重新指挥作战，浪费了争夺战略主动权最关键的7个多小时。之后，拿破仑又因为痔疮的疼痛而心烦意乱，下达了一系列错误的指令，最终导致法军溃败，拿破仑法国宣告终结。

华山剑宗和气宗曾在玉女峰决战，最后气宗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当时风清扬中了气宗的诡计，导致没能参加这场决战，此后风清扬也不想再让华山受到打击，所以选择归隐。不过剑宗方面可不止风清扬一人归隐，还有一位剑宗高手也选择了归隐，他就是封不平。封不平原本是剑宗上一代第一高手，虽然气宗和剑宗有二十多位高手战死，但封不平活了下来，此后封不平隐退潜心练剑，终于是在归隐期创建了一套全新剑法《狂风快剑》。封不平和风清扬虽然都选择退出江湖，但在封不平心中并没有放下这份耻辱，等他练成剑法后就打算重出江湖逼岳不群退位，并且成为新一任的华山掌门。但封不平最后却败给了令狐冲的独孤九剑，等于是输给了剑宗剑法。

气宗虽然胜出，但同样元气大伤，这也直接导致华山的实力从原本的五岳之首掉落到了末席位置。当时整个华山只有岳不群和令狐冲算有点实力，但依然只能被嵩山派压制，所以气宗和剑宗内斗根本没有赢家，这场战斗反而是让华山从此一蹶不振。可能很多人还觉得奇怪，为什么此后剑宗就再也没有消息了，难道大家都和风清扬一样，已经彻底释怀放下这场恩怨了么?

风清扬或许是真放下了，但封不平并没有放下，还有成不忧和从不弃他们也都没有放下。成不忧和从不弃是封不平的师弟，他们二人也想夺回掌门之位重振剑宗，无奈武功太差，只有封不平算是有和岳不群一战高下的实力。此后他们三人在左冷禅的支持下，对岳不群发难，结果三人都败在了令狐冲的手上。其实封不平还是少了一些远见，他只想为剑宗雪耻，但却忘了真正受伤的还是华山。

此番计划无论成败，最高兴的人还是左冷禅，他只需要坐山观虎斗，然后坐收渔翁之利。要不是令狐冲及时出手解围，真让封不平和岳不群两方大战，那华山恐怕就彻底没救了。或许这也是风清扬选择不再出手的原因，其实以当时风清扬的实力，就算他错过了决战，应该也能收拾剩下的气宗子弟。只不过这样一来，不知道又要牺牲多少无辜的华山人士，所以风情扬最后选择放弃。

可能风清扬一生最大的心结就是看到华山从巅峰掉落到谷底，自己却无能为力，所以一直留有这份遗憾。既然风清扬已经没办法帮助华山，那干脆就把这份希望放在令狐冲身上，让他代替自己重振华山。其实令狐冲能击败封不平也多亏风清扬把独孤九剑传给了他，或许这能让风清扬感到些许慰籍，起码最后还是帮华山出了一份力。

公元1180年，麻风王鲍德温四世的姐姐西比拉嫁给吕济尼昂的君伊，王国分为两派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哈丁战役的惨败。拉丁王国内部各种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复杂性以及鲍德温四世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和他儿子在位的整个时间内经常发生权势斗争。长时期的贵族统治和以科特尼的阿格尼丝(鲍德温四世和西比拉女王的母后)及其亲戚和其他宫廷大臣为首的阴谋集团的胡作非为从精神上摧毁了这个王国，这一点是导致王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耶路撒冷王国的命运最后还是在“哈丁角”决定的。

雷蒙德从太巴列来向居伊和西比拉称臣，掩盖了已经大大伤害了王国的内部纷争。然而，掩盖纷争的只是一张一捅即破的薄纸。人们不能不对哈丁之战前夜的居伊抱一点同情。他戴着王冠，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像在大风天中站在塔尖上一样。在萨富里雅他被争吵不休的贵族们闹得焦头烂额。他自己也缺乏自信，没有主见。整个军队、整个国家的命运就系在这样一个优柔寡断的人身上。

7月初，耶路撒冷王国的大军驻扎在“萨富里雅喷泉”，此地位于没有城墙的萨富里雅镇以南1英里处，周围是肥沃的耕地，溪水充足，夏天也不缺水。如前所述，萨富里雅和太巴列相距15英里，其间地面崎岖不平，由于无水而干裂荒芜，一支2万人的大军肯定不适于呆在那里。

前面已经讲过居伊决定向萨富里雅进军之前发生的事情：萨拉丁进攻太巴列(很可能是为了诱使法兰克人离开营地);埃施瓦伯爵夫人请求宗主前去援救;她丈夫力主留在萨富里雅而不去救援(这是个正确军事主张);居伊先是同意雷蒙德的意见，后在雷纳尔德和杰勒德的极力劝说下又改变了主意。当然，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

关于雷蒙德在萨富里雅会议(也可能是在此前的阿卡会议)上讲了些什么，当代或近代的各种叙述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在多大程度上没有用事后的眼光添枝加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关于雷蒙德在会上反对过进军迎敌的说法几乎肯定是真实的。他首先提醒会议：尽管遇到危险的毕竟是他的妻子和他的领地，但他相信，埃施瓦不会受到伤害，而且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复太巴列。他指出：在沿途没有水而且沿途还要受到敌人袭扰的情况下进军15英里，真是愚蠢透顶，这样做正好给撒拉丁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使他可以在自己选定的地点与一支又渴又乏的军队交战。据说他最后还提醒会议注意：拉丁的军事战略一贯是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交战，因为穆斯林只要一时打不赢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主张就地防守[ 注：有些记载称：他甚至建议撤到沿海以确保避免交战。不过这一点看来不大可能。] ;他断定，撒拉丁或者会来进攻，或者无可奈何地解散部队。

雷蒙德的话句句在理，看来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可不知为什么，与雷蒙德一样久经沙场的雷纳尔德和杰勒德后来竟向国王居伊提出了坚决反对的意见。也许他们不会仅仅出于对雷蒙德的仇恨就置自己的生死和全军的安危于不顾吧!或者他们果真相信雷蒙德是个叛徒，妄图把部队引入敌人的圈套?看来这也极不可能(尽管他们无疑希望国王对此信以为真)。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他们确实认为，基督徒可以打赢，至少可以在交战之前找到水。

这是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认真考虑过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十字军若是在天亮之前出发，在凉爽的清晨走上三四个小时，午后不久即可与敌交火，那时还不至于太渴。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拔营太晚，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阿拉伯轻骑兵的袭扰。在这个问题上，居伊的战术可能有失误之处。因为他本应用足够的步兵以致命的弓箭压制住那些打了就跑的土耳其人，不让他们靠近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后卫，就象1183年他统率部队时所做的那样。据说箭矢并不缺乏，可能是用牲口驮着的。杰勒德是当时在场的最懂行的军人，看来很可能是他明确表示：雷蒙德的主张是错误的;前突尽管有风险，但却是值得的。他这样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居伊最终作出进军的决定则更多是出于个人考虑。为了消灭撒拉丁和他的军队，他已经把整个王国的骑兵集合起来。拒绝交战(尤其是不顾“圣殿骑士团”大头领的反对而拒绝交战)可能会严重动摇本已十分不稳的王位。当时他一定回想起了1183年，那年(那时他还是摄政王)他在萨富里雅集结了差不多同样规模的一支军队，并把它带到戈里亚特潭。在那里，他占据了有利地形，与撒拉丁对峙。尽管几乎所有的骑士都敦促他出战，可是5天之内他除了散布失败和怀疑情绪之外，什么也没有做，直至穆斯林部队散去。鲍德温认为这是卑鄙怯懦的行径，十分恼怒，并罢免了他的摄政王职务。

还应该考虑到埃施瓦伯爵夫人的呼吁。雷蒙德断言她不会受到伤害，这样说可能是不对的。不管怎样，封臣受难时国王前去救援，这已是公认的职责。当然，也并非总能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王上一次履行此种责任是应作恶多端的雷纳尔德的请求，而正是他几年之后撕毁和约，借口是：他管辖的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最后一个因素是居伊和雷蒙德之间的私人关系。起初居伊成为国王时，雷蒙德威胁要进行武装干涉，拒绝参加加冕典礼。如今，在居伊登上王位后的第一次战斗中，雷蒙德会不会有意把居伊引向毁灭呢?这似乎有些捕风捉影，但雷纳尔德和杰勒德是心狠手辣、搬弄是非的能手，无需他们多说，居伊就可能信以为真。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1187年7月3日(星期五)吕济尼昂的居伊下令进军时，他就已经输掉了十字军参加的历次战斗中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他违背传统，尤其是在没有预备队作后盾的情况下，拿部队作不必要的冒险。为此，他一直为人们所谴责;但过分责备他也不公道，因为他当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而他又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另外，依笔者之见，他自信能取胜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条件是他要合理地使用部队，而实际上他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

进军的决定显然是这场战斗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部队投入行动后，还有另一个有待作出的关键性决定。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但又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有关阿拉伯军队的部署情况的各种说法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作出各种推测自然容易，但真要提出结论性的观点却必需有足够的事实作根据。

如果综合一下当代或近代传说中的一致点，我们似乎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在那个时期，从萨富里雅有两条路通往太巴列：一条向东南方向，经萨卜特村通向加利利湖南端，然后沿湖畔向北;另一条在马里斯卡尔西亚村和卢比亚村之间向北，穿过哈丁到哈马姆干河，这条河在太巴列以北流入加利利湖。这两条路距太巴列都是20英里左右。可能还有第三条路：从萨卜特村岔出去的更直接的路。

关于萨拉丁部队的确切位置，编年史家没有说得很清楚。毫无疑问，他控制着哈丁角地区和太巴列山脉的北部;但在战斗前一天他在萨卜特村(在其集结地以南4英里处)还有部队吗?可能他在那里留下了一个支队，还派了另一支队去守卫加利利湖南端的森纳布拉桥，但可能两个地方人数都不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据说居伊中打算走南线的。

居伊的主力部队午后到达马里斯卡尔西亚和卢比亚两村之间的地带时，已经感到厌战，后卫部队更是如此。雷蒙德率领的先头部队看来没有受到敌军大的袭扰。他几次派人送信给后面催促国王继续前行，因为那个地区的泉水已经干涸，他十分清楚部队急需用水。基于某种原因，他建议居伊折向北行。这意味着居伊需要通过哈丁杀出一条路，以便寻找水源。可能雷蒙德在萨卜特村已与敌人交过火，认为那条路线难以通过。从我们掌握的少量资料来看，似乎通过北路成功的可能性最小。如果我们相信雷蒙德手下的一些骑士把行军路线出卖给撒拉丁的说法(不过，这很可能是后来某些人为了进一步指责雷蒙德的所谓背叛行为而杜撰出来的)，那么雷蒙德选择北路就值得怀疑了。

然而路线的选择很快便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不幸的居伊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为激烈对立的两派作仲裁人。这两派都各执己意，互不相让。“圣殿骑士团”的大头领坚决主张当天不再前进而就地宿营，他说自己的部队在反敌人骚扰的战斗中一直首当其冲，不宜再与敌人交战;而雷蒙德则同样斩钉截铁地表示，如果再过15个小时部队仍喝不上水，谁也不要指望打赢这一仗。居伊再次拒绝了雷蒙德的主张，下令部队就地宿营过夜。

事态的发展再次证明雷蒙德的主张是正确的;历史学家大都谴责居伊作出这一致命的错误决定。实际上，他可能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因为如果他下令继续向哈丁前进，向来自行其事的“军事骑士团”是否会听命于他又是个大问题。象以往一样，步兵是战斗的关键因素。第二天，他们干渴难忍，束手无策。几个小时之前他们是不是就渴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说实在的，人们也无从知道雷蒙德究竟为什么建议走这条最难走的路线。如果穿过萨卜特继续前行，是有可能到达加利利湖而避免这场灾难的。

居伊决定拿他的王国冒战争的危险，这是个勇敢的决定，或许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个愚蠢的决定。如果他是个能力更强、运气更好的将军，胜利很可能是十拿九稳的，阿拉伯人对此十分清楚。战争的胜败往往就差在毫厘之间。有些胜利名垂青史，有些胜利被人遗忘;但后人却很少宽恕失败。不管怎样，在大难临头之际，国王表现得还算坚强。

说起乌戈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陌生，这是欧洲中世纪匈牙利的圣殿骑士团大主教，出生于匈牙利贵族恰克氏族。恰克氏族是当时匈牙利王国中最重要的贵族之一，主教乌戈林是出生该氏族的乌拉克支系，父亲是伯爵巴斯一世，另外还有两位兄弟巴斯二世与波斯一世。他们先后出任匈牙利王国的国库大臣，显见玉果邻一世在匈牙利王国的出身可谓尊爵非凡。

大主教乌戈林大约在1217年首度被史籍所提及，当时他被任命为皇室要务，协助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进行统治，并随同安德鲁二世参与第五次十字军，前往利凡特参与战斗。

在乌戈林在考洛乔担任大主教期间，他于考洛乔建设了一所大医院，并于1229年创设了斯雷姆教区。作为一位积极传播罗马公教信仰的好战主教，他曾积极推动与波士尼亚的异端──波格米勒派的战斗，斯雷姆教区的设立，即是其征伐与宣教的成果，他好一直领导着匈牙利地区的圣殿骑士团，经常跟随国王参加战斗。

1241年春，当蒙古人越过喀尔巴阡山入侵匈牙利王国。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派人手持沾血的宝剑，号召全国军队前来保卫国土，考洛乔大主教乌戈林于是率领手下的骑兵团，前来首都佩斯与国王会合。进犯匈牙利的蒙古军队有四万人左右，而匈牙利则有约十万人左右的军队是蒙古部队的二倍多。但是匈牙利部队只步兵占了一大半，只有乌戈林的圣展骑士团的战斗力是最强的。

3月16日，蒙军前锋进逼佩斯城周围，自知匈牙利战力仍不足以应对的贝拉四世下令坚守。然而手握重兵的考洛乔大主乌戈林却自恃所部骑士精壮，于是擅自出战，结果却是被蒙军诈败所诱，所部重装骑士轻率追击，反而被诱入泥沼难以脱身，而惨遭蒙军屠戮，乌戈林几经力战，最后仅率三骑得以逃出一命，于是匈牙利方面最为精锐的一支骑士部队，就这样被消耗了大部分的，匈牙利方面就少了强有力的机动力量，如果不轻敌不出去的话也许后面输赢还说不定呢。

1241年4月，拔都所率主力军开抵匈牙利蒂萨河畔，匈牙利军也在贝拉四世的指挥下，于莫希与蒙军隔河对阵。11日，匈牙利军在考洛乔大主教乌戈林、斯拉沃尼亚公爵卡洛曼等人的率领下，趁着黑夜对蒙军发起进攻，然而这一切却不知道速不台对他们的行动已经有防备了。拔都用七尊投石机与众多射手防守桥樑主要通道，使匈军的强袭变成一场屠杀，徒劳无功的进击徒然造成匈军庞大的死伤，向来主战的大主教乌戈林也因为卡在桥上进退不得，而不幸战死沙场。这也许是为之前的行为负出代价吧。

乌戈等人战死后，双方经过几轮交锋，蒙军便转入反击，将兵锋直逼贝拉四世所在的大营。贝拉四世与其弟科弟洛曼于是分别在护卫的掩护下逃离战场，至此匈牙利王国抵御蒙古的战力便形瓦解，再也难以组织起可以与蒙军决战的军事力量。

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后，整个马其顿王国开始分裂，继业者战争开始了。公元前312年，继业者战争进入到了前所有的新阶段。由于代表旧中央宫廷系统的攸美尼斯败亡，众多取得暂时胜利的总督便着手继续瓜分地盘。但大部分人很快意识到，安提克的胜利太过丰厚，以至于有了荣升新帝国主人的可能。于是，如何削弱这位可怕的不败者，就成为新一轮战乱的导火索。

后者也势必在各条战线上疲于奔命，最终酿成加沙战役的失败苦果。

结成反安提克同盟的 4位继业者总督

早在公元前314年，几位坐拥一方的总督便向安提克下达了最后劝诫。稳居埃及和腓尼基海岸的托勒密，希望后者将整个叙利亚内陆也割让给自己。控制马其顿本土的新贵卡山德，则妄图从独眼龙手中撮取吕西亚和卡帕多西亚两省。留在色雷斯的利西马库斯，也要求获得弗里几亚。最后，被驱逐到埃及的前巴比伦总督塞琉古，自然希望恢复自己的巴比伦尼亚地盘。如果安提克点头答应这些要求，就意味着自己会被驱赶到偏远的底格里斯河以东。因此，新的战争随即在这几位军头间展开。

战争初期 安提克的部队依旧在正面对决中不可阻挡

战争爆发之处，安提克依然觉得自己胜券在握。由于控制着亚历山大留下的最地盘领地，他不仅拥有足够的战略周旋空间，还有丰厚的税收和战利品来维持庞大军队。加上手里有一支追随自己多年的百战精兵，根本不担心面单独直面几位觊觎者。然而，反安提克同盟早就制定了详细方案，力图以外线优势进行同步发难，以便让自己的目标在各战场之间来回奔波。因此，当对方的主力军首先南下包围海港城市提尔，就立即策反了卡利亚总督阿桑德。于是，向来重视正面决战的马其顿第一名将，不得不派雇佣军带重金去往希腊，开辟能威胁马其顿本土的第二战场。

年前的德米特里乌斯 被父亲委派镇守大叙利亚区

此外，安提克还派自己的几位侄子分头出击。分别将叛乱者堵在小亚细亚半岛南部，并派兵控制了连接多方交通的达达尼尔海峡。然而，只要困守卡利亚的阿桑德没有屈服，他的大后方就难以获得安宁。考虑到卡山德与托勒密都逐步掌握了海军优势，任何陆上封锁都显得意义不大。最终，不可一世的独眼龙决定亲自出马，率领主力军向北折返，誓要以强攻拔掉敌人插在自己身后的这根钉子。为了防止托勒密再次从埃及出兵实施干扰，便留下大批偏师和儿子德米特里乌斯，让他们看管西奈半岛以东的陆桥通道。

加沙城是安提克势力的预防埃及前线

不幸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海船交通已超过了陆上走马。因此，托勒密很快得知安提克北上的消息，并决定攻打之前被对手控制的加沙城。一旦迅速得手，就能水路并进的向北横扫各腓尼基城市，攻下自己期望多年的叙利亚大部。然而，当地的阿拉伯牧民也很快将消息卖给了德米特里乌斯。虽然有父亲留下的顾问建议他不要与对方老将决战，但这位心气甚高的少主还是决心靠军功立威。在以最快速度召集分散驻扎的部队后，挺进到堪称埃及门户的加沙附近。

德米特里乌斯一贯以骑兵战高手自居

尽管很多主力老兵被父亲带往北方，德米特里乌斯麾下依然坐拥12000多名步兵、4400名轻重骑兵与非常可观的43头印度战象。为了能迅速摧垮对手，他就把最精锐的2900名马其顿重骑兵都部署在左翼，并由自己亲自指挥调度。此外，还有30头战象和与之搭配使用的1500名轻装步兵，专门用于强化这一侧的攻击力度。至于包括近卫军在内的11000名重步兵，自然按常规组成中央阵线。由于大部分马其顿籍士兵被抽调离去，这批人中的大部分是招募来的希腊佣兵或混血儿组成。但他们已完成专业训练，足以施展正统的马其顿方阵战术。在他们的前方，还有少量轻步兵和13头战象的混编部队，负责在敌军的重步兵阵线中开辟突击通道。至于全军的右翼弱侧，就由副将安提哥尼德和麾下的1500名轻骑兵负责。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即使用各种手段坚持到强侧分队获胜。

加沙战役中的两军布阵与机动

相比之下，已成功运用埃及财富的托勒密，搜罗出规模更大的22000多名士兵。他本人和前来投靠的塞琉古一起执掌右翼，用3000名马其顿-希腊重骑兵直面对手的强侧突击。总数达15000人的重步兵居于中路，并且因为缺乏可靠的马其顿老兵，只能雇佣而更高比例的希腊人。最后是1000名负责左翼牵制的辅助骑兵。值得一提的是，托勒密并没有体格更小的非洲森林象去硬抗对手的印度战象。取而代之的是3000名专业轻步兵和提前准备的大量带刺铁链。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也集中在右翼支援骑兵，余下部分则被部署到重步兵战线的前端。

托勒密阵中有更多轻步兵可对付战象

很快，两军都由自己的强侧首先向前移动，并在轻步兵间展开激烈交锋。由于托勒密这边的人数是对方的1倍，很自然的在这些前哨冲突中获得优势。但德米特里乌斯也很快派出部分骑兵，将刚刚占据阵地的步卒们又驱赶回去。直到遭遇迎面赶来的对方骑兵，才酿成长时间的马上混战。托勒密则与塞琉古联手，率领更多重骑兵迂回到侧翼，并由此引发了战役中的第二场局部冲突。虽然大家都血拼到长矛折断、人仰马翻，还是不能为全军寻觅到必须的突破点。

两军之间的纯骑兵交锋 并没有带来决定性后果

于是，德米特里乌斯派出自己身边的30头战象。准备用它们插入托勒密阵营的步骑兵之间，完成对两个方向的敌军威慑。然而，大批重整旗鼓的轻步兵也立即以密集的箭矢、标枪回敬，成功压制住伴随大象前进的武装人员。慌乱中，许多象夫没能控制住冲锋节奏，让巨兽踩踏了提早放置在地上的钉子铁链。结果，大象们因剧痛而发生癫狂，调头向后冲入己方骑兵队列。来不及逃走的倒霉蛋，也遭到反扑的托勒密轻步兵围杀，几乎在自己的左翼全军覆没。而那13头部署在重步兵方阵前的大象，也以几乎完全类似的节奏被迅速制服。

德米特里乌斯的战象几乎全部被击溃或屠杀

随后，两军的各长枪方阵开始逐个靠近对方，并在重压下展开血腥的密集搏杀。因为都招募有大批非马其顿兵源，所以让战斗变得异常焦灼，几乎没有任何一方能凭借经验、勇武和训练优势来取得速胜。但几乎完全一致的战术动作，也让彼此间都非常熟悉对手套路。以至于很少有士兵会被轻易杀死，将步兵交战进一步升级为体能与意志力的全面抗衡。

失去战象支持的方阵步兵 也没有创造决定性战果

最终，还是侧翼的骑兵战结果，决定了整场加沙战役的结局。自诩为骑兵战高手的德米特里乌斯，意识到自己没办法重振混乱不堪的属下。除了需要与托勒密阵营的骑手角力，他们还不得不面对己方的战象乱撞和陆续增援的轻步兵偷袭。堂堂少主只能做到身边的部分人保持队形，却无力阻挡更大层面的整体溃败。在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受到威胁后，不得不下令大家撤离现场。部分托勒密阵营的骑兵尝试继续追击，却也无法挡住对面的反戈一击。因此，两位曾在亚历山大麾下服役的老将，就只能目送最大对手的儿子安然离去。

中世纪手抄本插图上的 托勒密进入耶路撒冷

好在己方的右翼胜利，已足够确保全军执行马其顿式的强侧夹击。大批调转枪头的步骑兵开始迂回到安提克方阵的后方，协助长枪步兵继续向他们施压。后者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行军、整队和战斗之后，已没有剩余体力应付这样的重大威胁。他们为了不在失去队列秩序后被成批屠杀，明智的要求进行谈判。除了有少部分人趁机脱逃，其余同伴纷纷选择放下武器投降。

加沙战役 也间接促成了塞力古势力崛起

由于自己的冲动和失败，德米特里乌斯将父亲留给自己的大部分兵力丧失。尽管只有500人在激战中丧生，却有超过8000名方阵步兵选择投靠托勒密阵营。这样一来，不仅加沙城直接宣布开门，连整个腓尼基海岸都变得朝不保夕。年轻的少主只能先逃到那里，写信向远在北方前线的父亲求援。而帮助托勒密取得大胜的塞琉古，已携带资金潜回巴比伦掀动叛乱。这等于是为安提克家族再次增开一条战线。

此时的德米特里乌斯还无法意识到，正是自己的轻率出击让整个家族落入进一步的被动局面。不仅会导致父亲的最终战死，也让自己最后沦为强大怪蜀黍们的重要俘虏。

赤壁之战是三国历史中非常关键的一次战役，对阵双方是曹魏军团和吴蜀联军。最后曹操80万大军惨败赤壁之上，蜀吴联盟以少胜多获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经此一役蜀汉更加壮大起来成功站稳三国一席，同时天下也正式进入到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果曹操打赢这场战斗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三分天下的情况，东吴因为都是主力部队在赤壁，如果输了曹操肯定会乘胜追击那东吴政权就不保了。最后只剩下刘备他们也根本毫无威胁，或许曹操就能顺势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只是这次曹操实在太轻敌了。

曹操自称有80万大军，不过后来证实应该是有夸大的成分，不过当时曹操的总兵力还是要比吴蜀联军多的。只是曹操的这些兵都是北方人不适合打水战，而且还有很多士兵晕船，这样肯定是大不了仗的，而且也是曹操战败的隐患之一。曹操当时应该是士气最旺盛的时候，统一北方后基本上就奠定了曹魏是当今天下最强大的政权。当时曹操南下讨伐刘表，结果一个月后刘表突然病逝，接班人刘琮根本无力抵抗曹操所以直接投降，就这样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荆州。

但荆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荆州四通发达如果被曹操占领的话对于东吴威胁就是在太大。但是孙权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迎战，而是想向曹操投降，结果遭到了周瑜和鲁肃等老臣的极力反对。加上刘备这边也不想看到荆州被曹操割据，所以就让诸葛亮去东吴劝说孙权与刘备结盟，先把曹操赶走在说。后来孙权也是答应了，这才促成了赤壁之战的第一步，如果吴蜀单独作战的话最后还能不能赢就不好说了，起码曹操想要逐一攻破吴蜀就简单多了。

另一边，曹操听到孙权和刘备结盟的消息也是一点不慌，因为当时刘备的确没什么威胁，在曹操眼里东吴才是大头。所以曹操从刚开始就非常的自信，认为这场战役自己已经十拿九稳，孙权和刘备小儿完全不用在意。所以曹操这边是轻松上阵，而吴蜀算是生死之战了。双方的态度也决定了战事的走向，孙权和刘备已经决定背水一战，最后周瑜和黄盖上演了一出苦肉计，黄盖诈降彻底骗过了曹操，导致最后曹操大败，自己的船因为被连在了一起，所以黄盖用火攻直接让曹操的战船全部陷入火海当中。

等到曹操认真起来为时已晚，自己还差点被关羽活捉，那三国的历史可能就要出现翻转了。至此曹操终于开始认真起来，想要完成统一大业是没那么简单的。不过刘备和孙权也不可能一辈子都是盟友关系，他们之间时不时也会捅对方一刀，每到这时就是曹魏最好的时机。最后孙权一刀捅大了，把关羽给捅死了导致吴蜀关系破裂，如果吴蜀反目成仇那三国局势就不可能稳定住了。

公元530年，此时志大才疏的查士丁尼大帝正在谋划着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罗马一统大计”。他准备用多年所积攒下来的财政盈余组建一个足以占领整个地中海西部的庞大军队。然而来自东方的萨珊波斯人却并不配合他的这一构想。波斯的卡瓦德派出了军队去攻击叙利亚的部队，这迫使查士丁暂停了自己的计划来防御帝国东部的入侵，并且派出了他麾下最得力的战将贝利萨留。

经过了第一年的初步交锋，拜占庭军队在达拉城下击败了一支步骑兵完整的波斯军队。然而，当他们准备见好就收时，第二支波斯军队又不期而至。显然，波斯并不准备空手而回，烙下战争失败的恶名。

但贝利萨留可以使用的部队却非常有限。因为查士丁尼的西方优先战略，他在前一年只能带着不足30000人的部队和40000波斯人硬扛。现在，各类伤亡与分兵驻守，进一步削弱了拜占庭名将的野战部队。吝啬的查士丁尼却不愿意动用自己准备西征的军力。所以，前线部队只能调遣和招募了部分吕卡尼亚步兵与阿拉伯骑兵。

萨珊波斯在前一年的战斗中损兵折将，但依然保有再战的动员能力。大将阿泽斯的部队，舍弃了战斗力有限的美索不达米亚征召步兵，改用机动力更强的全骑兵阵容出战。尽管帝国中最精锐的不死军没有随行，但由地方封建贵族构成的骑兵军团，才是萨珊人立足西亚与中亚世界的资本。他们同样也在两河流域周边，募集了部分阿拉伯同盟军骑兵做补充。

为了发挥机动优势，并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萨珊人还特意改变了进军路线。他们放弃了以往直扑叙利亚首府安条克的路线，而是要从更南面位置渡过幼发拉底河。这样就可以绕过了拜占庭军队控制的几个边境城市。得到消息的贝利萨留，留下大量步兵防御达拉城，率军向西追赶波斯骑兵。

公元531年4月19日，两军终于在卡里尼库姆城外相遇。贝利萨留对自己的军队缺乏信心，只想用对峙逼迫后勤较差的波斯人首先离开。因为当时的帝国军队，早已不复当年的罗马军团之勇。大部分步兵都按照小规模单位，分配在不同地方驻扎。骑兵也来自不同地区的机动军团，缺乏有效配合。这就让任何指挥官都非常头疼于随时变化的士兵来源。一些地方军官不仅不会说日益衰微的拉丁语，连通行的希腊语都说不利索。不同地方的士兵之间也差异很大，简直不像是同一军事系统内的分支。

然而，拜占庭的杂牌军们虽然怯于硬仗，还是对战胜后的劫掠有浓厚兴趣。自从前一年的达拉之战后，他们普遍轻视波斯人的战斗力。对于指挥他们的贝利萨留，还带有一份迷信。因而，下降军官们不断为自己的士兵请缨，坚决逼迫统帅将他们拉上战场。

于是，贝利萨留在万般无奈下，布置了自己的战阵。他将全军部署在幼发拉底河边，用河道掩护全军的左侧。在靠近河岸的位置，是8000人左右的拜占庭步兵。大部分都是装备长矛、盾牌和轻便盔甲的方阵部队。弓箭手则在前后两线之间作为散兵作战。他们的右侧是贝利萨留亲自指挥的主力骑兵，包括模仿波斯和伊朗系牧民建立的具装重骑兵与轻装弓骑兵。甚至还有长期为帝国服役的匈人后裔。再右侧是2000来自吕卡尼亚的地方步兵。这些人的装备、训练和士气都比省级野战军要来的更差。右翼最顶端是5000加萨尼德王国的阿拉伯同盟骑兵。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有重装军备。

这样，贝利萨留希望用手里的20000兵力，去对付数量与之相当的敌军。通过步兵建立的两翼阵地，为精锐骑兵提供合适的作战环境。弱侧位置则交给阿拉伯同盟军负责牵制任务。

阿泽斯的全骑兵大军，也拥有约20000的数量。他将5000名来自拉赫米王国的阿拉伯骑兵，部署在左翼的最外围。他们的任务就对付拜占庭军队里的阿拉伯人。余下的15000名封建征召部队，则又分为三个分队使用。每个分队都由同省的地方领主指挥，大部分骑兵都装备有必备的盔甲。由于他们都是萨珊军队改革的产物，连普通弓骑兵都配有锁子甲护体。尽管不像国王的不死军那么武装到牙齿，但重骑兵也同时装备了锁子甲和鳞甲，并给前排战士的坐骑也准备了马甲。不少人还手里都有致命的复合弓。这也是萨珊波斯骑兵，战斗力日益强劲的原因。

波斯人对自己的部队也充满信心。除了阿拉伯附庸外，这支部队都由波斯或进行波斯式改革的地方贵族构成。剔除了不善战的征召步兵，也不使用战力不可靠的阿尔巴尼亚人或贵霜人。

因此，萨珊的骑兵主动开启了战役。他们的骑兵不断策马逼近拜占庭的队伍，射出手中的箭矢，压制了贝利萨留一边的火力。拜占庭步兵中的弓箭手比例有限，而且往往轻装出战，队形也较为松散。面对萨珊人强于以往的密集火力，只能躲在重步兵阵线背后抛射。但对手不仅大分部配备护甲，还可以在返身离开时再射出一轮回马箭。若非有重步兵的密集盾墙保护，他们早已死伤惨重。

贝利萨留的骑兵则不至于如此被动。两个世纪来，帝国的骑兵都在不断模仿东方对手。但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按照旧思路组建的。负责近战的重骑兵装备很好，甚至也有比肩波斯不死军的全套具装。但普通弓骑兵则没有什么好的保护措施，容易在对射中遭受伤害。至于各为其主的阿拉伯人，就更是在进行出工不出力的表演。

眼看战斗将在漫无目的中结束，阿泽斯开始对自己的部署进行调整。利用骑兵前出的吸引力，以及战马掀起的漫天沙尘，他将中路的很多骑兵偷偷调往左翼。这些人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从全军的身后完成机动。通过占据一处高地，几乎可以俯览整个战场。拜占庭军队却对此一无所知。贝利萨留本人位于全军偏左位置，更不可能注意到这个变化。

当波斯人和罗马人，几乎同时用完手中的箭矢，阿泽斯立即下令全军突击。这个做法也和过去的波斯军队不同。拜占庭一边以为战斗会在第二天继续，不想对手在看似疲惫之际又突然发难。结果，斗志最为薄弱的加萨尼德阿拉伯人，几乎没有认真抵抗就选择逃跑。阿泽斯调往右翼的精锐骑兵，和拉赫米同盟一起，迅速席卷了整个战场外围。

接着，战斗力羸弱的吕卡尼亚步兵也出现动摇。这些人原本只是防御山区的地方民团，缺乏应付大规模披甲骑兵的经验。在右侧位置出现漏洞后，也主动开始后撤。又因为训练水平较差，便将应有的后撤发展为溃逃。他们的离开，也将贝利萨留直属部队的侧翼暴露给了波斯人。后者根本没有时间做任何调整。

阿泽斯在左翼进展顺利的同时，也在正面死死牵制了贝利萨留的全部拜占庭步骑兵。配备锁子甲和头盔的弓骑兵，在箭矢耗尽后也加入了冲锋，让波斯骑兵分队的实际兵力多余拜占庭人的旧式编组。就连见多识广的贝利萨留本人，也对此一筹莫展。他一贯偏爱的匈人骑兵，在作战模式上更接近波斯人。却也架不住装备和数量劣势，慢慢丢失原来的阵地。唯有侧翼还比较安全的步兵，用方阵扛住了波斯人的攻势。但具装骑兵带来的震撼与损失，又让二线部队早早的上前填补缺口。这样，拜占庭全军也就不再有预备队可以救急。

激战中，波斯人很快就获得了成功。左翼的巨大优势，将拜占庭部队集体压向了幼发拉底河的河道。一些骑兵在包围圈建立前，拼死冲了出去。但其他人就无此幸运。他们很快就被万名骑兵合围，还被身后的河道拦住去路。野战军的步兵们，在贝利萨留指挥下构成了临时的空心方阵，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人马疲惫的波斯军队，在这个阶段遭遇了开战以来的最大损失。以至于阿泽斯一度下令停止进攻。

贝利萨留意识到自己的战败，也清楚士兵们在激战一天后无法继续长久坚持。于是，这位查士丁尼麾下的顶级将星，找来预备好的船只离开阵地。部分拜占庭人，也在稍微通过数量有限的船只撤离。但更多士兵已经被同僚的撤退摧垮士气。当波斯人完成小歇，再次准备进攻时，帝国的全军彻底崩溃。大部分人在波斯骑兵杀到前，跳入幼发拉底河逃命。失控的场面让胆小的人相互踩踏，也让留下的勇士孤立无援。

最终，大部分拜占庭士兵死于波斯人的追杀与湍急的水流。贝利萨留和少量残兵后撤，失去了拱卫叙利亚的能力。好在波斯人也觉得损失太大，不想继续深入敌境。卡利尼库姆战役，就成为了双方休战前的最后一搏。

公元532年，双方达成和平协议，拜占庭帝国被迫每年向萨珊波斯缴纳贡金。但查士丁尼对此却并不在意。他迫不及待的将贝利萨留从叙利亚召回，让他率领准备已久的大军去进攻西方。这场旷日持久的鏖战，将从西西里岛燃烧到北非的迦太基，再向北蹂躏整个意大利半岛。而皇帝若是分出其中一半的资源在东方，可能已经将波斯人赶回底格里斯河以东。

打着收复故土名义的拜占庭军队，所到之处都是一片狼藉。贝利萨留吸取了东方战场的教训，用大量重新编组的混合骑兵去对付认可君士坦丁堡权威的西部藩属。他的部下不仅带去了战火与仇杀，也带去了军队长期集结造成的瘟疫。在公共设施惨遭破坏的城镇，更多人因细菌而死于非命。

最后，拜占庭自己的领地内都疾病横行。为帝国梦操碎了心的查士丁尼，也没有逃过死神的终极制裁。随他一同而去的，不仅是拜占庭帝国的财政，还有从蛮族入侵中恢复繁荣的地中海世界。

在1346年的克雷西战役当中，英国以损失100人的代价换取了15000多法军的大胜，同时这也赢得了英法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优势，更是让整个欧洲都发现英国长弓手的厉害。此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法国人吸取了教训，在与英格兰人的战斗中灵活的运用突袭战与游击战，使得自己的骑兵发挥出了最大的优势。而在正面的战场上，多使用大炮来遏制英国的长弓兵。渐渐的，整个局势开始对法兰西有利。到了15世纪，英军在法国的领土已经被限制在几座城市，往日的优势基本丧失殆尽，法国人占据了上风。

为了改变这个局势，1415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再度率领大军渡过英吉利海峡，攻打法国，可是呢，开局不顺，在攻城战中就拖延日久，还因为疾病损失了一半的人手，因为这种不利情况，亨利五世决定转向英格兰在法国的基地之一加莱行军。但是法军一路上围追堵截，将英军通向加莱的路堵上了。

当时的情况是，英军有5000长弓兵和不到1000的下马骑士，而法军有7000热那亚弩手，11000骑兵，18000下马骑士和步兵，总兵力是英军6000不到，法军36000，1比6的比例，这比克雷西的英军法军兵力比例还要悬殊。更严重的是，在克雷西战役中，英军选择一座山作为战场，居高临下发挥了长弓兵的射程优势，而这次没有山地可选，而且法军军中还有火炮和火枪兵，这是之前多年法军压制长弓兵的利器。

怎么看英军必败无疑，唯一的机会大概就是在开战前突然下了一场暴雨，路面泥泞难行，限制了骑兵的行动，但是就算如此，法军的步兵数量也远远多于英军整体。

面对危局，亨利五世排出传统的英军阵列，长弓兵列前，下马骑士保护，和当年的克雷西战役无异，唯一的区别就是长弓兵带了许多尖木桩，列在长弓兵前面，作为栅栏，防止骑兵冲击。

而法军这边，人多势众，但是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法王查理六世不在阵中，由皇室总管德勒伯爵查理.阿布莱特和大元帅布锡考特带领，等于是双头指挥，不过就算法王在估计也没用，法国贵族的不听指挥是出了名的，法王查理六世还有精神病，根本不能带兵。而这两位指挥官也不能约束法国贵族，开局就出了问题。

按照当时一般的规则，都是由远程部队先行进攻，然后步兵或者骑兵见机行事，而法军不知是不是吸取了克雷西战役中弩兵被长弓兵击败撤退中造成混乱的经验，或者根本就是自行其事，直接对英军开始了冲击。

因为地面泥泞，法国重骑兵前行极其困难，而且就算冲击到战线前面，因为木桩的阻碍，也无法进行冲锋，很多骑士强行冲锋的结局就是撞在木桩上，死去或者被英格兰的步兵击败。很快，第一波的骑兵冲锋失败，而且最悲惨的是，法军两位总指挥都在第一波冲锋中一个被杀一个被俘，可以说后面的战斗完全是由法军各部自己选择的结果。

第一波的失败造成的问题很多，比如说这波失败的进攻让整个系统都遭遇了混乱，第二波进军的步兵主力要躲避第一波的溃兵和无人指挥的战马，而且原本应该压制对方射手的弩兵和炮兵根本无法使用，因为他们被骑兵和步兵夹在中间，根本无法射击，就算射击，也生怕射到自己人，实际上随着总指挥官的失陷，他们根本无人指挥了。

而且英军那边的长弓兵也得到了加强，原本长弓兵射程很远，但是穿甲能力不如十字弓，但是现在的长弓兵使用了穿甲箭，这些穿甲箭能射穿法军骑士的盔甲，或者从盔甲的缝隙中射入，第一波骑兵就是很多死在这些箭下，而第二波法军的重装步兵依然要面对这一切，而且因为地面泥泞，穿着重甲的法军步兵行动缓慢，这让他们暴露在长弓兵箭雨下的时间更长了。

不过，事实充分证明了重装步兵对付长弓兵还是最有效果的，尽管在行军中损失极大，但是当法军步兵冲击到英军战线时，还是动摇了整个英军阵线，英王亨利五世因为冲在最前线，身边的侍卫全部战死，头盔还挨了一下，要是亨利五世在这次冲击后战死局势就完全不同了，可惜这次冲击很快就结束了，因为5000长弓兵此时已经丢下弓箭，拿起斧头等武器加入战斗，这对于已经力竭的法军是致命一击，法军由此溃败。而后面虽然还有很多法军，但是因为指挥官都失陷在之前的战斗中，他们在目睹了这残酷的一切后，根本不敢继续进攻直接撤退了。

这次战役中英军的损失要大于克雷西战役，虽然英军说自己的损失不到200，只有十多个骑士战死，但是考虑到约克公爵战死，亨利五世的侍卫全部战死，所以英军的损失应该还是很大的，不过应该也就是在几百，毕竟英军总兵力也不到6000。另外一边，法军的失利比克雷西战役还惨，1万多士兵战死，而且其中有5000贵族，这基本可以说法军贵族的一半，甚至可以说整个敢于战斗的法军全死光了，剩下的法国人都是因为害怕而逃跑的，尤其当亨利五世命令杀死战俘的时候更是如此。日后的法国人在心理上已经畏惧英国人，虽然英王对法国王位的窥视因为亨利五世死于查理六世之前而没有得逞，但是法国人对英国人的畏惧直到十多年后圣女贞德的出现才彻底改变。

说起四份战争，相信不少朋友们都有听说过这段历史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苏联与芬兰之间的一场战争。在苏芬战争的同一时期，正好是纳粹德国进攻中欧和西欧的时候，才是苏德战争还未爆发。期初，美国认为苏联与德国发起战争其目的是一样的，都是极具侵略性的，都是反人道主义的战争，不过苏联对此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苏联在战争中表现出极端利己主义，不顾小国的国家主权，这受到美国的严厉反对，并且对它的行为不耻。苏芬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对美苏关系进行重新定义。美国对苏联提出“道义上的禁运”，直接影响了苏联的经济和外贸发展，两国贸易关系受到破坏。

苏联本着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目标大肆剥夺小国权益，先与德国联合瓜分波兰，后又发动苏芬战争

其实苏芬战争的规模不大，芬兰国家只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国，对于国际社会本身就没有太大影响。但是苏联发动的苏芬战争让世界看到苏联的贪婪嘴脸，美国认为其很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同时也是出于人道主义观念，表达自己对芬兰国家的同情和对苏联行为的反抗，于是主动站出来对抗苏联。

苏联本身只是想侵略小国家获得利益，甚至在二战中也会处于有利地位，想着借机宣扬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半路杀出的美国的确让苏联目瞪口呆。当然，受到战争影响的绝不只是美苏关系，其实还有苏德关系的恶化。苏联和德国的联盟一直只局限在瓜分利益或者有共同目标的时候，这样的结合并不稳固。

德国看到苏联在战争中取胜，并没有发怵，反而看到了进攻苏联的机会。战争里苏联毫不掩饰自己的战略布局和战备情况，这使得军事上的弱点一眼就会被看穿。于是在德国发起苏德战争时苏联就明显处于劣势，加上之前对芬兰国家的侵略行为在无形中给自己加了一位死敌，芬兰国家自发帮助德国展开斗争，苏联受到重创。

在苏芬战争开始之前，苏联曾经霸道地和芬兰国家“谈判”。在这样的谈判中，芬兰国家感受到苏联的贪婪和欲望，居然要租借芬兰领土的防御阵地。这样的要求芬兰自然不会答应，这明显就是侵犯国家主权和领土的行为，如果同意他的说法那就是置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于险境。

也不知道苏联是出于租借领土的目的还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在芬兰国家拒绝苏联的提议之后，苏联立刻向芬兰国家发动战争。在经过长期的准备之后，苏联终于先下手为强，这表面上看是芬兰国家拒绝要求而引发的战乱，但实际上无理要求的提出者就是罪魁祸首。

战争僵持了几个月之久，芬兰国家殊死抵抗这才使得苏联的前进脚步放缓，可是再怎么努力也是没有办法击溃一个比自己实力强大数倍的国家。1940年3月苏联和芬兰合法政府正式签订和约。和约中多个岛屿及城市被让给了苏联，甚至还让苏联成功租借了汉科半岛和周边岛屿，这些租借来的地盘被苏联用作海军的基地，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战备力量。

战争胜利带给苏联短暂的利益和幸福，在此之后紧张的美苏关系和苏德战争让苏联尝到反人道的后果

美国干涉确实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苏联在反抗美国“道义上的禁运”政策时也指出：

“美国干涉影响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和美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

其实苏联这样的说法并没有错，芬兰国家与苏联之间的事情又与美国有何关联呢?这一点美国也有自己的想法。第一，苏联对芬兰国家发动战争，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发生的事情，当时的国际政治、军事局面都比较紧张，各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容易受到影响，出于自己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此时任何战争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第二，也是最让人觉得牵强的一个理由，美国认为苏联侵犯了芬兰国家的国家主权和利益，这是反人道的。完全处于对芬兰国家的同情和对自由民主的维护，使得美国公然与苏联对抗。这样的理由实际上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这是有关道德层面的东西，很少会有人因为别人之间的道德问题而让国家处于危险或者说对立的尴尬局面。

当然，美国本身就是奉行着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从政治观念上看，苏联对芬兰国家的侵犯实际上是对自由原则的侵犯和践踏，作为自由民主的极端维护者，美国有理由出面对抗。有人认为，美国此时的动作和苏联挑起战争的目的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希望在混乱的社会背景之下，宣扬自己的东西。苏联想要宣扬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美国则是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早在战争爆发的初期，芬兰国家就看出了美国的站队行为，于是向美国等国求助，希望他们出面调和苏芬关系。芬兰曾多次借美国之口和苏联进行谈判，想要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提出“不再流血而停止冲突”的一些方法。只可惜这些都没能左右苏联的想法，还是义无反顾投入战争。

美国对此有非常强硬的态度：

“苏联侵略了一个对其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损害的极小极小的邻邦。”

罗斯福更是对这场被苏联人称为战争的战争直接定义：“侵略。”是的，不管是谁来评判，它都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略行为，这如何让芬兰国家在战争中取得平等地位?美国的强硬态度直接向世人宣告了未来多年美苏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为数不多让苏联感到威胁和害怕的，当然，美苏之间的谈判、要挟也必不可少。

美苏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苏联的经济发展，进口商品无法进入国家使得苏联恼羞成怒，直接与美国对峙

美国政府在确定自己的站位之后就立刻发布了一个政策，这便是著名的“道义上的禁运”。这样的政策并没有法律一般强硬，却在无形中给美国的商家敲警钟。那些厂商看国家出面与苏联对抗，也就无所谓之前和苏联签订的一些商业条约了，于是很多厂家自发拒绝给苏联供货。

那些已经在苏联工作的美国专家此时被国家召回，想要前往苏联的专家也不被允许发放护照，虽然美国没有把这样的歧视政策放在明面上，但是已经让世界知道了它的态度。这样的强硬态度并没有帮助芬兰国家获得战争胜利或者避免苏联的入侵，反而让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更为紧张。

双边最惠国的原则一经破坏，美国就和苏联走在了对立面。苏联觉得美国是在干涉自己和其他(与美国关系不大的)国家的事务，这是没有必要也是没有权利的。在苏联的步步紧逼之下美国投机取巧，虽然表面上撤销了“道义上的禁运”，却又在同一时刻宣布出口许可制度。

美国把之前“道义上的禁运”的一些商品以另一种形式控制出口，出口许可制度的保护之下，苏联仍然解决不了自己向美国进口商品的问题。这样一来，美苏关系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其实在整个国际社会发展进程中，美国的地位已经在慢慢动摇。如果不出面帮助一些小的国家，很可能就因为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化而影响到自己的国防安全。

不管是出于对芬兰国家的同情还是自我保护，美国的行为都是值得夸耀的。当然，和苏联关系恶化也是美国头疼的事情，如果没有后来爆发的苏德战争作为支撑，可能美苏之间也是要展开故事的了。

综上，苏联为了自己的私利不管小国安危，在提出霸王条款没有得到应允之后愤然发动战争，这是不仁义的行为。苏联过于自负，没有在战争之前考虑好国际形势和芬兰国家的反抗力量，使得在战争中并没有得到较为优越的地位，整个战争也让苏联受尽苦难。

苏德战争爆发，芬兰国家作为被苏联侵犯的小国，也奋起反抗，帮助德国。这体现了之前苏联发动苏芬战争的愚蠢，不仅得罪了以自由民主为政治理念的美国，还无形中为自己埋下一颗炸弹。虽然苏芬战争在二战中的影响和地位都不是很高，但就是这样一个小透明也成为了二战的第二个开场。

德国和苏联分头对小国进行侵犯，希冀在战争中自己处于较高的地位，这样的行为践踏了国家之间和平友好的发展理念，是破坏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恶劣行径，表现出他们的贪婪和利己主义。

1948年，朝鲜半岛分裂，成为了南北朝鲜，成为了两个政体完全不同的国家，但是双方都在试图征服另外一方，都想统一朝鲜半岛。起初，北朝鲜以优势逐渐战胜南朝鲜，军队都越过了三八线。之后南朝鲜向和自己统一政治体系的韩国做出求救，美国对韩国施以援手，带着十六国联军将北朝鲜打回三八线，随后韩国动了想要自己统一朝鲜半岛的决定。美国本应该撤离却继续帮助韩国对朝鲜发动战争，想要将整个朝鲜半岛当做控制中国的跳板。

最终朝鲜向中国发出求助，1950年中国发动的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时期，令美国没有想到的是，双方实力悬殊美国却依旧占不到优势，但美国明明已经准备好了原子弹，为何战败也没有使用?

中国在对抗美国时，装备十分落后，国内资金短缺实在拿不出钱，最后还是全国举行了一场抗美援朝活动，人民给志愿军们凑出的军费，然后向苏联购买了武器装备，靠着双腿越过了鸭绿江。原因一，原子弹的重要性各国都知道，尤其是在日本的战场上，可是这次美国并没有使用，即便已经准备好了，也硬是撤了回去。因为两者的战斗性质不一样，一个是为了结束战争一个是侵略战争，如果美国使用了原子弹，会遭遇世界各国的谴责，而当时的美国还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如果内部遭遇苏联的核弹袭击那么后果就是苏联将会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二：亚洲北部的超级大国苏联，也虎视眈眈看着这块战场，虽然没有出兵，但也资助了中国。如果美国使用了原子弹，那么就给苏联用原子弹打击美国的借口。这不是美国想看到的，即便当时很多美国高层都请求总统发射原子弹，但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其三：当时参与的联合军都已经不想再继续这场战争，他们背负着舆论的谴责，二战刚刚结束，他们内部百废待兴，早就想回去了。不愿意看到一场核战争再次出现，所以当时的联合军也是极力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计划。一旦使用那么周边的苏联和中国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无辜人员也会受伤，同时也宣告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不是他们想看到的。

随着美国的战败，签订了三八线协议后撤出了这场战争，中国在此次战役中，缴获大量武器，最后帮助朝鲜重建战后家园，几年后志愿军也陆陆续续离开朝鲜返乡回家。当时的地球角落有大大小小的战争无数，其中中国的抗美援朝却是一场值得钦佩的战役，展现出中国的民族精神，也警醒各国唇亡齿寒的重要性。我们不明白人们要发动战争，就像不明白冰球明明是球类运动还允许打架一样。但那一刻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

17世纪初期，印度半岛以南的斯里兰卡岛中的原住民与葡萄牙殖民者形成了对立状态。原本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僧伽罗原住民在沿海葡萄牙殖民者的强压下，其势力不断集中到了内陆山区中据守。但只要他们还能延续旧式的佛教信仰，并努力维持基层动员体系，就不担心自己会被入侵者给彻底征服。甚至在数次大规模交锋中夺取优势，对拥有先进武器的强敌实施反杀。发生在1638年的甘诺鲁瓦山战役，便是这种现象的集中体现。

早期的斯里兰卡全岛地图

早在上世纪末的1594年，作为僧伽罗人最后阵地的康提王国，便在丹图尔战役中大获全胜。不仅消灭了近400名葡萄牙士兵，还顺带将企图扶持傀儡君主的敌方将领杀死。稍后更是把大分部俘虏的眼镜刺瞎，放回海岸边的科伦坡城去以儆效尤。至此，葡萄牙人不再敢轻易派兵进入岛屿内陆执行任务，并屡屡为己方控制区的民变而寸步难行。

大战失败的葡萄牙人 转而采取封锁与袭扰战略

然而，这次来之不易的胜利，并未缓解康提王国的战略压力。新的葡萄牙总督已迅速调整策略，转而将对土著领地的广袤乡村展开针对性打击。通过数支小分队的协同打谷草，再辅以小型战舰的海岸封锁，实现了过去用大规正规军所不能企及的良好效果。加之对北方泰米尔地区的逐步征服，初步实现了对斯里兰卡大部分区域的松散控制。由于不能保护治下村庄与农田，康提君主的权威也在很多区域内遭严重削弱。最后不得不同科伦坡当局签订和平协议，还始终不敢同稍后抵达的丹麦东印度公司结成攻守同盟。

1620年代的葡属锡兰控制范围

即便如此，渴望能独占锡兰全岛的葡萄牙人，还是无法将蜗居岛屿腹地的僧伽罗势力给彻底摧毁。他们在1603-30年间，又两次出动大规模部队东进，还是因补给困难或土著仆从跳反而遭至惨败。倒是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拉贾辛格王子，依靠危难关头的从容应对而攫取到大量支持。等到自己在1635年成为康提国王，又加紧同新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联合谈判。但消息很快被科伦坡城的守将卡斯特罗获悉，从而开始筹备对斯里兰卡内陆的最后一轮大规模进攻。他先是拘禁了为拉贾辛格二世服务的土著商团，接着又将国王赠与友人的大象扣压下来。最后还借故处死了1名僧伽罗官员，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至冰点状态。

屡次击败葡萄牙军队的 拉贾辛格二世

当年3月19日，卡斯特罗率领900名葡萄牙士兵离开科伦坡，踏上直逼康提的艰难征程。为凑出这样规模的部队，他不仅从命令各殖民据点要贡献人手，还不惜将远至马六甲的守备队也大量抽调过来。考虑到后勤供给与无可争议的规模差距，卡斯特罗又征召了5000名由印度人、马来人和本地土著组成的雇佣兵部队，作为直属精锐的仆从卫队。拉贾辛格二世也很快通过斥候得知了这一消息，同样在自己的领地内进行大规模动员。但他依然对挡住强敌缺乏必胜信心，还期望通过和谈来缓和局势。直到被对方辱骂为“小黑人”，才出于贵族式的自尊而下决心要硬抗到底。

葡萄牙人笔下的僧伽罗武士训练

不过，拉贾辛格二世并不准备在自己的首都打一场保卫战。数代人的经验积累足以证明，传统的亚洲式城墙很快抵御先进火炮轰击。不断从印度次大陆进口的大批火枪，也很难让土著枪手在正面排射中压制欧陆同行。唯有提前选择好预设战场，用缜密的规划部署伏击阵地，方能对不适应在林中进行长期行军的殖民者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康提军队的人数虽一直有稳定的缓步增涨，却还是不经抵抗便直接从都城中撤出。大量百姓也纷纷逃往周遭定居点避免，把空荡荡的城市完全留给了葡萄牙人。

位于斯里兰卡内陆的 康提城

到了当月下旬，先前还志得意满的卡斯特罗，也开始因不得要领而怒火交加。眼看随军携带的口粮就要告罄，附近村舍又找不出能供应近6000人的日常所需物质，便下令从对手的都城搬师凯旋。临行前还不忘让属下在完成劫掠后到处纵火，以摧毁全城的方式向僧伽罗君主示威。但后者早已在返程必经之路上的甘诺鲁瓦山开建阵地，只等缺乏预警的入侵者去自投罗网。除原先通过贸易到手的火绳枪外，一些来自来自次大陆的印度教与穆斯林志愿兵，也带来了要依靠支架才能稳定发射的巨型枪械。这种武器也很快会在后来爆发的战役中发挥巨大作用。

正在进行土木作业的僧伽罗民夫

这年3月27日，身心俱疲的葡萄牙远征军抵达甘诺鲁瓦山附近，立即被横在眼前的树木给挡住去路。因为早已对遭遇类似的危险有一定心理准备，卡斯特罗的原计划就是要尽快上山建立稳固营地，从而避免之前的屡次遭伏困境。但过于庞大的队伍规模，在道路极其狭窄的区内行动非常迟缓。所以到太阳落山都没能抵达，只得在原地草草躺下休息。早已遍布在周围的僧伽罗士兵，则不断朝大部队的方向打冷枪。更多民夫也在抓紧时间伐木，用快速制造的野战工事封锁整片区域，甚至将通往康提城废墟的道路给彻底堵死。

葡萄牙人和他们的亚洲雇佣仆从

次日上午，预感情况不妙的卡斯特罗下令全军加速撤离，抢占适于防守的高处扎营。但此举不仅难以挽救属下的命运，反而让整支部队进一步钻入伏击者预设的包围陷阱。康提方面早已部署了许多由穆斯林雇佣兵带来的大型火枪，对缺乏林地作战经验的葡萄牙人尽请射击。每当某处的伏兵位置暴露，就可以在同伴的火力掩护下完成迅速转移。对方却只能停在原地还击，并且很难发现那些真正具有危险的移动目标。因此，尽管装备了几门火炮，还有不少精于射击的枪手，依然在极端不利的地形上饱受摧残。直到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才得以安全控制住甘诺鲁瓦的山头。

使用各类枪炮的康提火器部队

与此同时，大批使用冷兵器的僧伽罗士兵也发起冲锋，重点扑向那些战力较为羸弱的雇佣民兵。在混乱中将他们与葡萄牙本队隔开，并尝试以更多人力进行重点攻击。亚洲仆从们很快挡不住这种猛攻，纷纷丢下手头的辎重开始跑路。稍后又意识到自己根本无路可走，只能硬着头皮向卡斯特罗的方向突围。此举也正中康提军队下怀，让他们顺利掐断了敌方补给，并驱赶众多溃兵向伏击圈内聚拢。由于人数太多且山地空间有限，很快就乱成一团而无法有效作战。更要命的是，他们已经将许多弹药和口粮补给都丢给了伏击者。

葡萄牙军队与僧伽罗人的交战场面

迫于无奈，卡斯特罗派人向拉贾辛格二世提出休战请求。但这位康提王国历史上的著名君主，并不打算对仇敌们网开一面。反而派手下怂恿为对方阵中的雇佣仆从们尽早撤离，免得在最后的强攻中陪葬。受此影响，许多斯里兰卡本地的僧伽罗人纷纷抛下葡萄牙宗主，也让山头的防御兵力遭大幅度削弱。但依然有不少成员选择留下，迎接属于自己的那份命运裁决。

残存的葡萄牙守军在僧伽罗人的进攻中团灭

到了第三天，拥有数万之众的康提军队开启全面进攻，向困在山头的残部发动大规模冲锋。由于葡萄牙士兵的弹药趋于耗尽，只能靠手中的佩剑、枪托和戟进行厮杀。包围他们的僧伽罗人则可以继续用枪炮实施火力掩护，直到负责攻坚的民兵完全控制那里，并将所有战死者的头颅都割下来堆成京观。除33个人和稍多一些的仆从被俘外，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4000名士兵悉数战死。他本人所用的佩剑，也在日后被拉贾辛格赠送给自己的荷兰盟友。

手持各类冷热武器的僧伽罗士兵

由于甘诺鲁瓦山战役的惨败，斯里兰卡的葡萄牙势力彻底转入衰落阶段。各据点不仅将无力维持攻势，甚至要不断面对荷兰-僧伽罗联军的长期围攻。至于那些被白白消耗掉的外省援军，也为数年后的马六甲陷落埋下伏笔。

甲午战争，中国以失败告终，并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那么，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小编告诉大家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吧!

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 鱼雷艇数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重炮 轻炮 排水量 中国舰队 14 4 6 0 21 141 3.5万吨 日本舰队 1201 2 11 209 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

中日甲午海战的失利最终又使中国套上了《马关条约》这一沉重的枷锁。那么，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小编告诉大家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吧!

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军制

日本人师从普鲁士，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兵役制度和部队架构。各师团的士兵受过良好训练，各师团兵种齐全，火力搭配适合

清军主力是淮军，各营人数不统一，训练不统一，号令方式不统一，怎么和别人比

第二，军官团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效仿德国组建了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所有军官都受过正规化训练，而且多年教育之下，训练更有素

清军的提升途径主要是裙带，而且军官缺乏训练，不理解现代战争

海军更是明显，日本人全盘学习英国，而我们这边还是自搞一套，知识不成体系，军官素质不行

第三，武器

凭心而论，清军的武器装备并不落伍，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混杂，枪械种类过多，后勤复杂，打起来以后难以补给

第四，士兵训练

清军缺乏训练，往往一看到对方就开枪，结果是早早把子弹打光。而日军步炮协同更好

第五，情报

日军布设的有效的情报网，对清军分布、地形地貌了解深刻，而清军是两眼一抹黑

第六，将领素质

日本人远远领先，普遍具有国家观念，愿意为国献身，而清军将领一旦见识不好，马上就跑

日军参谋副长，川上操六还曾几次自费到中国侦察淮军状况，这边有几个了解日本人?

第七，最高指挥机关

日本大战之初就组建了大本营，有完善的参谋体系，清朝这边还是几百年前的老套路，皇帝席指挥

综上所示，甲午战争是近代军队对封建军队的对抗，是一种不对称的对抗，清朝的失败理所当然

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为什么甲午战争会失败，为什么北洋舰队会全军覆灭呢?接下来就跟着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悲剧不再重演，路在何方?

重新审视甲午战争，有太多沉重的感悟和启示，但归结起来，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必须始终把作风建设摆在生死存亡的高度，作为头等大事抓好;二是必须始终加强备战，建设一支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一流军队：三是必须始终具有超强的国家意志力，凝聚全民力量以决战到底的决心应对一切挑战和敌人。我们要做到这些，思想和行动就不能定格在过往的历史上，必须勇于超越，这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一、我们不能在时间上定格，走向复兴一定要超越陈年旧事。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反照现实，但历史仅仅是一面镜子，不是现实世界。简单类比会得出错误判断。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看待历史。

120年前的甲午，统治者醉生梦死，全不顾社稷安危。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家族统治，朝廷解决“心腹之患”胜于“肘腋之患”，以至于割地赔款在所不惜，封建王朝内部勾心斗角，为防范李鸿章坐大，清政府宁愿养着八旗和绿营，也要坚决遏制北洋舰队和北洋陆军的发展。清朝末年的党争是历史上最复杂最严重的党争。帝党、后党、湘党、淮党挟国家利益而争权，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主战的帝党，不明敌情盲目自信，一昧主战，背后希望借此机会夺权;主和的后党，实际控制朝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消极备战迎战，力主调停。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尤其是在用人打仗上甚至到了赌气用事的地步，非我族类，一概不用。

大敌当前，需要上下一心，号令一致，令行禁止，政令军令畅通无阻，但当时的清廷，君臣各有盘算，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大东沟一战，北洋水师惨败，李鸿章奏请南洋水师支援，朝廷下旨：“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为由拒绝：旅顺陷落前夕，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一面积极表态：“舍此四轮亦所不计矣!”同时又自贬南洋官兵：“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要求北洋派人，“将此四轮管带全行更换”，故意为难北洋，最终未派船舰助战北洋。

此时非彼时，来时非今时。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得到警醒，而不能悲观消极、造成误判。今天的中国，有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强大的民族团结，积累了深厚的发展基础。要高举和平发展大旗，以应有的大国心态、全球视野，在国际竞争的大棋局中，审时度势，纵横捭阖，信心满怀地开创中华民族幸福美好未来新时代。

二、经验主义是创新发展的大忌，摆脱羁绊一定要超越思维定式。

近代中国，闭关自守，即使国门被列强洞开，“睁眼看世界”逐步成为上下共识，但甲午战争前后，中体西用的思维仍主导整个朝野。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东亚具有扩张野心的资本主义强国;而此时的大清朝，依然以“天朝上国”傲视“蕞尔小邦”在军事战略指导上更是没有方向。

在推进军事变革上，只引装不纳制。日本按西方军制全面改造军制，从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勤务保障等方方面面实现了近代化。而清军还是沿用冷兵器时代的制度机制，用管理陆军的办法管理新式海军，虽然进口了大炮军舰，制造了一些武器弹药，也换了军装，训练了新军，但总体上在军队军制、军事指导和作战方法上远远落后。在战略预判、有针对性备战上铸成大错。

在发展装备上跟进意识不强，不适应紧迫战争准备需求。1890年，北洋水师2000吨以上的战舰有艘，共计吨位2.7万多吨，日本海军2000吨以上的战舰有5艘，共计吨位1.7万多吨。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了6万多吨，北洋水师却没有增添任何舰只，且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而且北洋水师的舰上火炮炮弹不足，质量不好，型号不一，有药无弹、有弹无药的问题突出，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舰而不裂，有的根本无法装入炮膛。黄海战前半个月，英国驻华公使赫德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糕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

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永远是新生事物的绊脚石。一百多年来，世界军事变革一刻也没有停止。我们要汲取历史惨痛教训，用敏锐的思维、宏阔的视野感知世界、跟进变革。海湾战争以来，战争形态和样式急剧变化，美军近年来相继提出“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全球军事打击”等军事战略，军事指导理论变化之快前所未有。我们既不能原地踏步，也不能亦步亦趋地追赶，而要立足自身条件，搞清楚强敌是谁、从哪里来、用的什么武器、软肋是什么，有针对性地进行战争准备，充分发挥我们的优长，瞄准敌人的死穴，只要敌人敢于来犯，就要确保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三、当前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但应对挑战一定要超越海洋。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史上，都是围绕逐鹿中原争夺王权、巩固政权，历代统治者从来都仅仅是把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从不予以重视。1840年，英国舰队从海上打开了中国国门，列强随之破浪而来，清政府仍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海权时代的到来，迟迟不能超越大陆意识、陆战思维，造成战略视野狭隘、军事指导落后、装备发展迟滞，成为最终彻底失败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长期不重视发展新军种。直到年，日本侵犯台湾后，朝野大惊，才引起了一场海防大讨论，李鸿章上了一道《筹议海防折》，充分陈述了海军海防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清政府不以为然，不予采纳。也是年，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光绪帝才颁布“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成立了海军衙门，组建北洋水师，但投入远远不够。截止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用于修筑炮台、船坞和筹建海军购买舰船的费用总计3500万两白银，仅占同期清政府财政开支的2%，远远低于同期陆军的军费开支;同时，清政府依靠少得可怜的关税厘金来维持海防建设，拆东墙补西墙。

另一方面，没有海权思想，没有清晰的建设运用海军的战略思路。长期固守“以陆制海”、“陆主海从”的作战思想，认为“战不如守，而守即为战”，列强虽从海上来，但“不必与战于海”，而应“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仅仅视海军为专防内地向海口防御的延伸，加之重臣把保存军事装备作为扩张政治势力的资本，又延伸出所谓“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的狭隘消极的治军作战指导思想。

近代以来，外国对我国的侵略都是从海洋来的，现在我们的主要威胁也是来自海洋，海洋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大风险点和战略竞争点，许多的矛盾问题都聚焦在海洋上。我们迫切需要增强海权思想和夺取海权能力，对我们主张的海域具有更强的甚至是绝对的掌控力。我们需要建设海洋强国，但海洋不是孤立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由海洋到海洋，要认识到，海洋是陆地的延伸，空天是陆海的延伸。没有空天的优势就没有海洋和陆地的优势，没有制空权、制天权，就没有制海权、制陆权。建设海洋强国，毫无疑问，在战争的威胁更多来自毫无边界的太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建设空天强国。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制空权、制天权的国家，能够建设起海洋强国，能够在海上打胜仗。

赢得战争，关键在掌握战争的主导权。60年代，中国成功地发射“两弹一星”，争得了难得的战略主动，保证了半个世纪在没有陆、海、空优势下的和平发展。今天，我们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军事斗争焦点也在海上，但海上威胁不一定在海面解决，海洋强国不仅仅是海军强国。当今时代，空天已成为国家“第一防线”，成为国家安全的总枢纽、总“阀门”。一架现代战斗轰炸机或一架战略轰炸机的致命效能指数与战术核弹不相上下。以天基信息为支撑的现代空袭小可制敌，大可灭国。杜黑60年前所言“在空中被打败等于战争失败”，在今天已成现实，并且未来必然延伸至空间。陆上安全维系于空天，海上安全也维系于空天。空天没有安全，一切安全都无从谈起。在已经到来的这个空天时代，空天一体是大国空军确立战略军种地位、履行战略使命任务、维护空天和平与安全的必由之路。肯尼迪曾预言，谁控制外太空，谁就会控制地球。控制了空天，也就控制了海洋。今天，我们应对海上威胁，必须将目光移向空天。当空天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必须首先要占领太空制高点。这是由争夺战争主动权、主导权一般规律决定的。国家安全的最终威胁在空天。在空天有多大的威慑力，在海面就有多大的胜算力。空军是未来国家安全的“擎天柱”，必须担负起争夺战争主导权的特殊时代责任。

总结甲午教训，走出甲午思维，就要以宏阔视野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紧紧围绕争夺战争主导权建设发展空军，在掌握运用“制高点”武器上实现新突破。如果说航空母舰是因为有了舰载机而曾经主宰海洋的话，那么空军必须依靠新的飞行器及导弹、激光、电磁、动能等武器配置而主宰空天。我们反对霸权、强权，绝不做欺弱凌小的事情，但也绝不能总是被动退让，对所谓的“遏制”、“围堵”听之任之。

当我们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将发挥空军全域覆盖、空天机动、多维制敌、精确打击之优长，随时应对来自陆地、海洋、空天的各种威胁。

四、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建设现代化强军一定要超越军队。

战事之败败在军，军队之败败于国。国家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甲午战争爆发前，国情是中劣日优，战争准备是日本准备充分、中国仓促应战，日本政权稳固、中国政权动摇，日本民族统一、中国一盘散沙;国力是中强日弱，军力是中弱日强，清朝的财政收入大约是日本的3倍，但在军费投入上却不及日本。日本军费投入占财政收入的60%，多数用在发展海军，而清政府用于海军的投入仅占财政收入的2%。

对发展现代国防，清廷大臣出于政斗考量，相互杯葛，各执己见。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右翼总兵刘步蟾已发现北洋水师战斗力远不如日本，向李鸿章疾呼“添船换炮”，而朝野人士皆不以为然，主管户部的翁同稣置若罔闻，决定海军经费停拨两年。原本打算购买英国在世界上活力最强、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因经费短缺被日本买去，这艘被日本命名为“吉野”号的战舰最终成为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克星。

由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员严重乏力。晚清末年，因朝廷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各地的暴动，当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清政府无法、无力统一国家意志、凝聚人民力量。在国家兴废存亡的关头，朝廷既无权威调动南洋水师参战，也没能力发动全民抗战，地方官府贴出告示，对老百姓诱之以利，许诺“助官抗日，可免三年钱粮”，但仍得不到响应，唤不起斗志。战争时，《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了在旧金山经商或做苦力的华人，他们都不关心战争，对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死亡更是无动于衷。梁启超曾经在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国民踊跃参军的场面：“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的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对于日本军人的“祈祷战死”，连梁启超都“矍然肃立，流连而不能去”。

总结甲午教训，就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下考量，举全党全国之力，而不是单单靠军队，国防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风气的好转、兵员来源的优化、全社会国防意识的增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要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充分认清强军是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军国霸权的疯狂性危险性往往超过想象，战胜强敌一定要超越国界。

帝国主义为了争夺霸权，争夺势力范围，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灭绝人性，给受害国带来深重灾难。

日军攻陷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抢劫和强奸，死难者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英国人艾伦在《在龙旗下》和美国记者克里曼记载了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场景： “他们野蛮的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用刺刀穿刺妇女的胸膛，将幼儿串起来挑向高空”，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的身边围着四五个小孩，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呻吟声到处回荡”。

甲午战后，一纸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毫不留情地把中国的土地割去、白银拿去，中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使中国跌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后，西方列强兴起瓜分中国热潮。

当前，日本军国主义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不断发出危险信号，频频采取军事挑衅行动，这种亚战争状态，是军事手段别样的运用，是没有打响的战争，即隐形战争。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战争已逼近我们家门口，危险、危机已经到来，决不能高枕无忧，再一次沉睡过去。应该看到，目前日本所作所为日益背离理性、走向失控。安倍叫嚷“中国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根深蒂固的需求”、 “日本将阻止中国掠夺他国的领土”。为此，我们应有兵临城下的危机感，不能等到开火才认为是战争到来，必须充分准备，做好打恶仗、打硬仗的准备。军国主义是亚洲及世界公敌，其侵略性残酷性破坏性远未被世人认识到。中国要站在世界反军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并带动整个亚洲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消灭军国主义残余，彻底铲除其根苗。这是为了中国、亚洲、世界和平，也是为了日本本身的利益。

大国输给小国，根源何在?

甲午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一场“泱泱大国”输给“蕞尔小邦”的特例，它不符合常规，但却真实地发生了。这其中，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是走向鼎盛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走向衰落的封建主义农耕文明的胜利，是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最终走向全面失控的结果，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内在必然。这次战争，中日角力，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的搏杀，也取决于战前的准备，还取决于战场之外的较量。

甲午战争的惨败，其原因教训可以列出若干，但根源可归结为三条：

第一，政治彻底腐败。中国封建政治文明最大的特点是高度的中央集权。通常的规律是，在王朝鼎盛时期，政治相对清明，朝廷有令必行，社会有序，四方臣服;王朝没落时期，政治腐朽，完全无力应对和解决内忧外患，无可挽回地要走向崩溃。晚清末年，就处于这样的历史节点，统治集团互相倾轧，腐败盛行，已经到了完全无法应对列强凌辱的地步。彻底的腐败导致了彻底的失败。

第二，备战严重不力。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渐成朝廷共识，于是有了洋务运动，近代国防工业得以发展。但在“中体西用”思想的主导下，并无清晰的发展战略和确定的作战对手。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备战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备预算，停购军舰，停拨经费，放松国防建设，对即将到来的中日对决缺乏足够准备。

第三，国家意志力极其薄弱。当时的日本，上下一心，长期准备，一心一意与中国为敌，勒紧裤带扩军备战。而大敌当前的清政府，软弱怯懦，寄予侥幸，朝纲混乱，政令军令不一，各种矛盾聚集发酵，社会动员乏力，凝聚不起克敌制胜的统一意志，根本没有决战到底的坚强信心和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