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5大渣男（经典20篇）

民国陆军司令部旧址为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陆军司令部旧址

位于连云港市连云区连云街道办事处中山东路12号。由上海中兴公司兴建，原为建港初期办公场所，后为国民党连云港陆军司令部。该建筑立于临海半山坡上，坐北朝南，居高临下，实木结构。主体建筑两层，面宽五开间，左右对称。东、西两山墙建一层带门廊坡屋，每间宽3米，门廊分别朝东北、西北向，整个建筑跨度为12.9米，东西长24.2米，建筑面积560平方米。建筑石墙为整毛石砌筑，水泥砂浆勾凸缝。该建筑至今保存完好，现为驻军使用。1976年7月25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粟裕大将来连云港视察时曾在此居住。

2010年被公布为连云港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

四周至界墙。

建设控制地带：

东至隧道前小路，南、西、北至界墙。

连云街道： 连云街道办事处地处连云港港口，原名老窑，民国22年（1933年）以后，始称连云，取“连岛”与“云台山”两首字，有“民帆舰舶连云，海运昌盛”的寓意。横贯中国东西大动脉的陇海、兰新铁路由此西伸，连云街道成为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2003年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撤消原连云港镇建立连云街道。2005年2月市政府批准与原陶庵街道合并成立新的连云街道。新连云街道。

民国于１９１２年元月正式建立，１９３６年是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正是中国外忧内患时期，发生大事情有：西安事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五五宪法》颁布、鲁迅去世、七君子事件。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将蒋介石软禁在西安，要求他联合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这次事变不仅震惊了国内外，也导致了中国国民党内部的重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一直试图与共产党合作，但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最终没有达成真正的统一战线。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也是１９３６年的一大亮点。这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府推行的一项振兴经济的运动。经过几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并取得一定成就。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微妙的问题。例如，政府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的关注有限，导致农村地区的发展滞后，造成城乡差距的进一步加大。

１９３６年，《五五宪法》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宪法，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界定。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微妙之处。宪法中规定了民主、平等、自由的原则，但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这些理念并没有得到充分实践。宪法给予公民的权利与现实存在差距，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民主进程中的某种尴尬。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巨擘，鲁迅对于２０世纪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他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思想和主张。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接受他的观点，鲁迅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他的去世不仅是一个文化巨星的离世，也象征着那个时代的一种终结。

１９３６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局势逐渐加剧，国共两党建立了抵抗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内部纷争也开始浮出水面。七君子事件是指国共两党中吴稚晖、李济深、陶铸等人因为意见不合，从抗日前线返回国民党内，导致党内团结受到影响。这个事件揭示了两党在合作中存在的矛盾和分歧，也对国共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2年至1949年属民国时期，1937年是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称为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标志着中日关系从此走上了非常紧张和敌对的道路。中日两国的关系始终存在难题，这对两个国家和整个亚洲地区的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七事变也揭示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无力和缺乏准备。在事变爆发前，中国政府并没有做好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准备，军队装备不足、训练不充分，甚至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缺乏意识。这一事实暴露了当时中国政府的腐败和治理能力的不足。

这一事件还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情绪。面对侵略者的入侵，中国人民开始意识到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各个阶层和地区的抗日运动迅速崛起，广大民众纷纷投身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中。这场战争成为了一次全民族的抗战，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七七事变也暴露出国际社会的冷漠态度。尽管中国正遭受外来侵略，但许多国家在此时并未表达出明确的支持，甚至采取中立政策。这给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使得他们继续侵占中国的土地和资源。这种冷漠态度不仅对中国人民构成了巨大的背叛，也对整个国际秩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认识到七七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中一个重要节点。这一事件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使得中国迎来了长期的战争和动荡时期。七七事变也让中国人民认识到自身的困境和挑战，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抗争意识。在全球范围内，七七事变也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对整个亚洲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古代有着文武官，也在考状元的时候分着文状元和武状元，而拥有着高超的功夫还有着聪明头脑的人是十分优秀的。在民国时期也有着有名的将军。本期渭南文化就带你去了解一下将领杨虎城。

杨虎城，号虎臣，幼名长久，被称为“久娃”，原名虎东，参加革命活动后，自己起名为忠祥，着名抗日爱国将领，民族英雄，陆军上将。1910年在家乡组织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

1911年，他投身于辛亥革命运动，1915年，率众参加陈树藩的陕西护国军，参加国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5年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华县、华阴等地截击袁世凯军。

次年所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任营长。他特别伟大处，是1936年12月12日，与张学良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之一。1949年9月6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之戴公祠，享年五十六岁。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着名抗日爱国将领，民族英雄，陆军上将。号虎臣。1910年在家乡组织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1912年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

1915年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华县、华阴等地截击袁世凯军。次年所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任营长。因与张学良发动“双十二事变”，后被蒋介石迫害致死。

你可能也喜欢：

什么是道教，道教文化的基本意义

【城市文化】北京历史文化知识大全

江苏盐城结婚习俗有什么？

解析：昆明为什么称为春城

余美颜是一个充满个性、敢爱敢恨的女人，她对传统观念持有着不同的态度，她想尽情地享受人生的美好，她要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中，余美颜的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她被算是道德败坏的典型代表。但是在另一方面，她也拥有一大批的拥趸，他们认为她的思想都是不同寻常的，她勇敢地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时光荏苒，余美颜的生命像一朵短暂而美丽的花，在短暂的时间里绽放着不屈不挠的风姿。在她的旅程中，她从未停下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脚步。她的存在对那个时代是极为特殊的，她的行为打破了保守的传统习俗，在那个黑暗的时代 ，她代表着勇敢与自由。

尽管余美颜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她的人生精神与思想，激励了无数年轻女性的追求自由、追求爱与人生幸福的梦想。她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自由与爱需要勇气与坚持，她的生命也是诠释了一个女子的成熟与蜕变，如同一颗璀璨的巨星，永远闪耀着我们的目光。

余美颜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却因为家庭变故不得不嫁给一位不喜欢的男人。她与丈夫离婚后，开始了她辗转于各种男人之间的生活，被称为“广州四大金刚”之一。尽管她是一位风尘女子，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小姐，而是一位性开放、独立自主的女性。她甚至自己创作了一本以自己为主角的书《摩登情书》。

然而，她的人生并不仅仅是一段纸醉金迷的生活，她曾经有过一份深情的爱情。她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却不料被对方家庭的反对所拒绝。最终，她为了凑够结婚所需的两万元而被对方的家人欺骗，并几乎被捉拿。这样的打击使得她对所谓的爱情失望了，她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成为了一位出家为尼的人。

最终，她选择了自杀。她在临死前说了这样一句话：“既无人生乐趣，不如逃离这个污浊世界，在此黑暗社会偷生，毫无生趣，非寻死不可。”这句话反映了她在当时这个女性地位较低的年代里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挑战。

然而，她也有着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她希望在来世中能够成为一位纯洁的女子，得到真正的自由。她的一生虽然并不完美，但她却坚信着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她是一位真正的女性自由主义者，她的一生让我们对女性地位的认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愿她的追求和梦想能够得以实现，成为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中华民国始于1912年，结束于1949年，1926年是民国时期。根据历史记载，192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革和事件，有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诞生、黄埔军校扩为中央军校、北京“三一八”惨案。

1926年中国的历史发生了重要的转折点。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于1926年出生。他在后来成为了中国潜艇技术的奠基者和创新者。当时中国并没有核潜艇，但黄旭华的贡献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发展出先进的海军力量奠定了基础。

1926年，黄埔军校扩建为中央军校。黄埔军校是中国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场所，也是培养了许多杰出的革命家和将领。扩建后的中央军校在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民国时期的军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许多学员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在1926年，北京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事件。这是一次由北洋政府军队对学生抗议活动的镇压。这场事件导致了学生运动的升级和广泛的抗议浪潮。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往往仅限于大致的描述，而忽略了背后的复杂性和深层次的影响。这场抗议活动揭示了当时社会不满与不公的问题，并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虽然中华民国的历史被普遍认为是战争和动荡的时期，但有一些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发生。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妇女解放运动开始兴起。它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底蕴。

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黄旭华的出生为中国的军事技术奠定了基础，黄埔军校的扩建为中国培养了优秀的军事人才，北京“三一八”事件揭示了社会问题，而文化和社会变革也同时发生。

1930年1月1日，元旦节，湖南《大公报》头版。

1930年，湖南遭遇了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1月30日，大年初一，湖南《大公报》照常出报，看不到一点春节的痕迹。只有第6版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写着当天各机关照常上班。春节不放假，元旦放7天，这让上班族头痛的假期，也造成了民国时候元旦才是“春运”的真实图景。

但由于民国不发达的交通网络，回家成为一桩十分困难的事，让人不禁有天天春运之感。

1934年1月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担任报刊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因为母亲的病，选择回家。那是他到北京之后第一次回湘西，一路上，他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汽车、乘轮船、坐轿子，把近代古代的交通工具都用了个遍，花了近半个月才到家。与现在让人“神伤”的春运相比，民国时期的春运则更加惊心动魄。那时候的故乡，在人们眼中，不仅仅是魂牵梦系的归宿，更是人在囧途。

春节不放假

元旦放假，不少人赶回家过“元旦”

公元1930年1月30日，农历1930年正月初一，湖南省政府机关公务员收到一项命令：各机关本日照常办公。

过年还在办公，并非因为事儿多，是“为提倡国历起见”，而且其他地方的机关，也没有决定放假。(湖南《大公报》1930年1月30日)

这则命令将春节称为“废历元旦”，“废历”就是阴历、农历，“国历”就是阳历、公历。后者在民国建立之初就获政府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1月1日又再次下令：全国使用公历，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旧历年国民政府各机关禁止放假过年，年假只在元旦时放，意图辞“旧”迎“新”。

所以国民政府公务员春节不放假。学生也是如此，1931年，国民政府《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规定，各级学校寒假固定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一时间段很难保证春节期间放寒假。公务员与学生如要回家过“团圆年”，大多选择在元旦。

1929年12月14日，教师冰心决定回家“过年”，看望患病的母亲，此时是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但离元旦只有半个多月，由于农历大年初一要上班，赶在元旦节前回家，顺便度假就成为首选。相比之下，一心趋新的鲁迅更早地养成了过公历年的习惯，他在1934年农历正月初二时，写了一篇《过年》，其中提到自己不过旧历年已有二十三年了。

有意思的是，整个民国时期，新历元旦始终尚未深入普罗民众的人心。1947年《世纪评论》对此形容道：“大都市的民众在"国历"一月一日虽然要虚应故事，在大门外挂起青天白日的国旗，在大门上贴一副春联，而大门以内却若无其事，照常生活。一到"农历"的腊月，小康之家从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来，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后……两两相形，冷暖顿见。”民俗最终打败了政令。

买票也很难

要“拼上性命”才能买到车票

在民国，要回家的人们，如果在长沙火车站坐火车，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排售票窗口前，有几个窗口人流稀少，另外几个窗口，一等售票窗口打开，大伙便一拥而上，你推我挤，乱作一团。

相较于现在的“春运”，那时的客流量是小巫见大巫，但买张票难度不亚于现在，可说是天天“春运”，梁实秋曾经形容，“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虞。”这跟铁路售票制度有关，1936年，国民政府铁道部颁布《中华民国铁路客车运输通则》，把旅客客车车厢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各等级火车票颜色分别以红色、白色、蓝色印制，不同等级的车厢，舒适度、待遇、价格，均有差别。

差别由来已久，早在1912年，湖南粤汉铁路公司制定了长株铁路客票票价表，就把票分做三六九等：头等为二等的二倍，二等为三等的二倍，头等与三等之间差距甚大。1935年，衡山人刘揆一坐火车回家，他看到，在武汉到长沙路段的头等车厢空无一人，“就是二等车厢，我也是独霸一整个房间。”(《湖南大公报·回湘纪程》1935)大多数人坐的仍是三等车厢。

能抢到三等票就意味着能够坐上火车，当时铁路没有预售制度，规定大站在开车前2小时、小站开车前l小时售票，开车前5分钟停止发售。买票都得排队，回家的人们要想抢一张便宜的“三等票”，时间、耐力和拼搏精神缺一不可。郁达夫就曾经吃了个大亏，1923年，他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找到了一个人很少的窗口买了张票，“我还是上那靠近大门的窗口去买罢!这里买票的人正少得很!”正自鸣得意，结果发现居然是一张二等座，把接下来的膳宿费都一次性报销了。(1923年《还乡记》)

1937年抗战爆发，坐上火车回家，更是成为了一件“低概率”事件，胡风曾经讲述，“现在上海是水陆交通完全断绝，除了军事运输以外，昨天沪杭车还通，不过挤得要命，又在车站上等几天都挤不上车子的。”除了陆路，水路也买票不易，长江轮船在1937年船价涨了两三倍，“而且还买不到手，非提前一星期预定不可。”(《胡风家书》)

晚点是常态

陈光甫晚了28小时才到武汉，吴宓长沙苦等一夜

买到了票，归乡的人们不一定能准时搭上火车，也不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火车晚点惊人。1931年，银行家陈光甫乘车从郑州到武汉，车足足晚了28个小时才到达武汉。见识过欧美先进列车技术的他，在日记里大发牢骚：“特别快车而迟刻如此，为世界所罕闻，我国铁路无过人之点，独腐败甲于天下，噫!”

民国《铁路客运通则》说，“行车时刻，铁路应以力求准确为主;但因事故，不能担保稍无迟缓”，火车晚点、误车被官民上下默认为常态。

晚点频现一大原因是秩序混乱，因为民国铁路不实行对号入座，为了抢座位，大家一窝蜂地往车厢里挤，由于没有排队检票程序，上车极为费时，加上此后上百站的抢位”大战，一趟车下来，晚点“28小时”，并非罕事。

民国铁路的基础设施极为脆弱，偶发的事故，也能导致列车晚点或停发。湖南《大公报》的一则《株萍铁路又出轨》报道：1933年12月28日，株萍铁路因为有人放了几块石头在铁轨上，导致机车全部出轨，压坏枕木百余根，钢轨七根，损失达6万余元，因为损失巨大，不易修复，途经的列车只好改道。回看12月20日的湖南《大公报》，发现长沙到武汉的铁路路段也有出轨的新闻，标题中也有“又出轨”字样，可见铁路出事率较高，记者感叹：“似此亦为路政前途之不景气云。”

因为晚点太过频繁，行车时刻表成为废纸一张，也由此滋生了“看车”服务，不少旅馆都会派人专门在火车站盯防，避免客人在火车站傻等。

但在非常时期，“傻等”成为唯一选择。1937年12月1日，吴宓携行李冒雨到长沙火车站乘车到南岳文学院，原本在当晚11时可以乘上的火车，到第二天凌晨5点还不见踪影，苦等一夜。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闹，且欲殴站长。此一夜，宓等疲惫已极，且威风凛冽，实不能耐。于是宓主张回归圣经学院。人员复归本校后，挤在教室里待至天明，各自散去。”直到12月6日，他才挤上了奔赴南岳衡山的火车。

归途多坎坷

坐完火车，沈从文坐了7天船、2天轿子才回家

坐上了火车，也不一定到家了。民国时期，大多数人的老家仍在乡村。要回家，还得坐船、坐汽车，乃至乘轿子。

比如沈从文，他到北京之后的第一次回乡，就备受颠沛之苦。那是1934年1月7日，因为母亲病重，沈从文决定回家探母。他从北平坐火车到了长沙，转车去常德、到桃源，此间花去5天，再往前便没有公路了，他从桃源坐船到浦市后，在船上呆了7天，到家还得走陆路，他就又坐了2天的轿子才到凤凰，期间花去近半个月的时间。

漫长的路途中，他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讲述沿途过程。在信里，沈从文多次表达了对于路途遥远的不满，“我有点点不快乐处，便是路上恐怕太久了点，听船上人说至少得四天方可到辰州，或许还得九天方到家。”“每一桨下去，我皆希望它去得远一点，每一蒿撑去，我皆希望它走得快一点。”

除了路途遥远，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中间小船在滩上歪了一下……”“又遭遇大滩了，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若果浪把我卷去，我也得有个伴!”因为路上耽搁时间太长，沈从文不得不推迟回北平，在信里他也还叮嘱张兆和为其请假。

身在北平的沈从文后来给大哥写信解释自己不回家的原因时说，回家要花很多钱，而且回家之后未必能够回到北平。

田汉回湘的归途同样无比艰难。1924年，田汉妻子在沪染病，他决定送她回故乡，费了三个多月，才从上海赶到了长沙，途中到汉口时，他只剩下了一元，经朋友帮忙才回到湖南。

那时候的故乡，在他们眼中，似乎不仅是魂牵梦系的归宿，更是人在囧途。

说到银质一元样币其实大家也应该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吧，很多，但是今天要说的一个是非常特需的，没错就是民国十六年张作霖签字版的银质一元样币，这个年代说近也不近，远也不远，那么这个价值如何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需要有需求的可以一起看看!

张作霖时期制作的银币到底价值怎么样，值钱不值钱，其实很简单，首先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张作霖时期一共制造过什么样的银币。

张作霖在1926年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天津造币总厂共计制做了四种纪念银币。正面都为张作霖正面像，反面分别是民国十五年(1926)十六年(1927)民国十七年(1928)和无纪年四种版式。所有张作霖像样币，存世仅见样币，每种均极为稀少。

民国十六年，张作霖就任北洋军政府大元帅，为庆祝张作霖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由北洋军阀势力控制的天津造币厂就铸制发行了“张作霖民国十六年龙凤纪念币”银元。其背面出现的是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龙凤十二章”图案，像民国十五年纪念币的那种带有鲜明的日本东洋文化，喻示吞并东北、统治中国侵略野心的芒日照嘉禾图案已经不见了，这就暗示了张作霖欲摆脱日本人控制、建立自己国家独立执政理念的决心。

所以如果真的是张作霖签字版银质一元样币，那价值相当高，国内存世也没有几枚，同时要注意，假货也特别多!仿品的几率也非常大!

民国政府第十一兵工厂烟溪旧址位于安化县烟溪镇双烟村。烟溪镇“十一兵工厂”的前身是位于河南巩县孝义镇的“军政部兵工署孝义兵工厂”。河南巩县孝义兵工厂与辽宁沈阳奉天兵工厂、浙江杭州上海兵工厂、湖北汉阳兵工厂并称为民国时期“四大兵工厂”。1937年7月，因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孝义兵工厂因连遭日军飞机与重炮大规模轰炸而被迫南迁，途中迁至安化县烟溪镇。烟溪镇兵工厂共设五个分厂：一分厂为动力厂，二分厂为机枪机修厂，三分厂为火工厂，四分厂为炮弹厂，五分厂为步枪厂。

双烟村：双烟村。

民国是从1912年开始的。

民国又称中华民国，其位于亚洲东部、东部濒临太平洋，是以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中国的国家名称和年号，是由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政权。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

中华民国的建立不同于之前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孙中山先生说“民国”和“共和国”的本质是一致的。他认为应该创造性地学习西方，要避免欧美诸国的弊端，还表明中华民国政府的设立，完全是为了代表全国各族人民一同管理国家，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而在国号之中以“民”字直接表示和强调了民权。

现在已经进入到炎热的夏天，空调、冷饮和冰淇淋几乎是我们无法离开的东西，而且我们想获得也是非常的容易。不过在古代，当时的人们用什么办法来制冰呢?在唐朝以前还没有制冰的技术，就只能靠大自然造冰了，所以当时的人们只用想怎么能把冰保存下来就行。我们在三国时期的影视剧里就看到过存冰的工具冰窖，不过也只有达官贵族能使用，普通百姓就没这份福气了。可能大家还不知道，一直到民国时期百姓才能使用上冰块，想想古代人过夏天也太难受了。

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炎热，常常使人闷的发晕，这时候如果能来两口冰凉的冷饮，会使人觉得非常的爽快。我们现在的科技，使我们可以轻易的度过炎热的酷暑，可以喝冰镇汽水，吃雪糕，炒酸奶，或者在家自制冷饮，都可以。那么，没有这些先进科技的古代人，又是怎么获得冰块的呢?

不要小瞧了古代人的智慧，从周代开始，就有了储存冰块的传统。当时宫廷中就挖有冰窖，这时候叫冰井，还有专门负责进行储存冰块的官员。在取冰块前还要进行一定的祭祀行动，然后选择就近的河流，在冬天最冷的时候，等河里的冰已经能够承受人体的重量，就会开始取冰。为了使冰不容易融化，古人在挖“冰井”的时候，往往挖的很深，一般都建在极为阴凉的地方。并且在地上铺有厚厚的稻草，每层冰块之间更是有严密的隔热措施。当一个冰井装满之后，就会密封起来，开始装下一个，直到装满所有的冰井。到了夏天，古代的那些贵族就可以在炎热的天气下，饮用冰酒水来降暑。不过这个时候，能用的起冰块的也只有贵族阶层。

到了唐朝末年，随着道教大量的炼丹，火药开始出现，而终于有人发现硝石除了炼火药还有着其他的特性，就是溶解于水之后会吸收大量的热量，最终形成冰块，一直到了这时候，夏天的市面上才开始出现冰镇饮料，也就是冰糖水。一直到了饮食文化极为繁荣的宋代，冷饮才真正的做到可以被普通的市民享受。这时候的市面上不但出现了果汁饮料，还用刨子将冰刨碎之后加入各种水果的甜品，可以说是刨冰的老祖宗。人们也开始用冰块来储存来自海边的鱼虾，运往内陆地区。而元朝的人们开始在碎冰中加入牛奶、果酱和蜜饯等物品，这应该是最早起的冰激凌了。

而到了明清时期，一直延续着冬季储冰的传统。因为储存冰块极为不易，当时对官员发放的各种福利中就包含有冰票，按照官职的高低可以在夏天领取数量不同的冰块。清朝甚至规定只有官方可以挖掘冰窖储存冰块，因此民间用冰极为不易。一直到了民国时期，才出现了民办冰窖，为普通有钱人在夏天提供冰块。

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生的时代。在民国初的北京大学，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风起云涌，所有的思潮都在出现。一个梳着辫子的“老怪物”走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台。

看到这位辫子教授的辫子之后所有学生哄堂大笑。只见这位教授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这位头戴瓜皮帽，脑后拖着又长又细辫子的人，就是精通西学又极端保守，且言行怪异的民国文人--辜鸿铭。

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生平经历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1881年，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1883年，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鸿铭鼎力谋划并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同年，见溥仪。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辫子留还是不留，自清人入关，便是和掉脑袋一样重要的事情。那是政治忠诚的表现。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后留辫子，大胆。蔡元培先生聘用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在革命的漩涡北大教书，更为大胆。其实，以反革命面貌出现的这些行动，某种意义上更说明了他们的坚定意志。这种坚定意志可能是整个20世纪中国随大流话语霸权现象中，国人最缺乏的一种独立精神。

刘黑七，一个名字令人发指的悍匪。他是民国时期的土匪，手下聚集了上万人，带领这些匪徒烧杀抢掠，残忍至极，造成了二十万百姓的死亡。此人的手段残忍，令人不寒而栗。据传言，他会用点天灯、放天花的手段折磨人之后再杀，更有甚者，一个人竟然强娶了81个老婆。

身为土匪，刘黑七不仅残暴冷酷，同时也是个很有策略的领袖。他不断扩大自己的兵力，招揽很多当过兵的人加入他的队伍。随着他队伍的壮大，刘黑七手下的势力也愈发强大。他成为土匪的老大之后，似乎变得更加猖狂。刘黑七不仅天下无敌，而且还有很多的房产，不像土匪那样过着流浪的生活。

然而，他最终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1943年，山东的政府军花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将这位罪犯一网打尽，使得很多老百姓都能痛痛快快地过上自由平和的生活。

我们不能容忍刘黑七这样的罪犯存在，他们的行为已经违背了人类基本道德准则。历史上的悍匪刘黑七，令我们见识到人性的另一面，更让我们明白了良知的重要性。

在抗战题材的电视剧里我们通常能够接触到中统和军统一类的机构，很多人就疑惑两者有什么区别。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民国时期的中统和军统机构的区别，欢迎大家阅读。

民国时期中统和军统的区别?

中统是民国时期国民党党中央的情报机构，军统是当时军事委员会的情报机构!

“中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 简称，是国民党系(“中央俱乐部”(有的称“组织派”))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中统的前身是由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 调查处。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由系分子徐恩曾任处长。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蒋介石提议，以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由此正式形成。

中统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在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了“党员调查网”，进行各种反革命特务破坏活动。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维护其统治而设立的特务组织。1938年8月成立。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 (1927年建)、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主要负责人为戴笠。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 一所;外勤组织在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班”。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人员。

特工人员最多时近五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反人民的特务活动。

说到鲁迅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鲁迅原名周树人，是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文学家，鲁迅其实之前是一名医生，后来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弃医从文，因为鲁迅认为文化疾病比身体疾病更加的可怕。当时的鲁迅社会地位很高，有不少的人也是在问小编，鲁迅这么有名，当时一个月可以拿到多少工资呢?具体的小编也是在网上查看了一番，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鲁迅可是说是近代最著名的一个作者，他的作品都很有深意，很多作品都被写入了现在的教科书中。他的作品都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这些都表达了鲁迅先生的能力。今天我么暂且把鲁迅先生的著作放下，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作为一个大文学家能够挣到多少钱。他当时的工资是多少。 首先我们要知道他的工资来源是什么，主要是他写书的稿费，还有就是在大学任教的工资，这是两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他在教育部也担任着官职，别的钱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只说他在政府一个月拿到的工资，那会儿的工资是350块大洋。可能大家对这个数字感到不适那么亲切，那么我们就把他换算成人民币吧。

在当时要在北京生活下去你每个月需要1.66银元，也就是说这些吃住都要有差不到需要这个价钱。那么这个价钱你在北京怎么也得有3000块钱现在。这是我们考虑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1银元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左右。那么鲁迅当时一个月在政府拿到的是350块银元。也就是70万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这还不算在大学挣得钱还有自己的稿费，所以说他是真的有钱。

鲁迅还曾经花了4700块大洋在北京买了27间瓦房，虽然小编不知道他为啥要买这么多的房子，可能是自己有预知能力。这些钱放到现在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鲁迅是现代人并且挣到这个工资那一定是世界级的文学大佬了，不过鲁迅也确实是民国文学界的大佬。自己挣得这些钱还有一点就是不用交税，这是给到鲁迅的特权，因为民国虽然在别的方面可能会有压抑，但是在教育方面必须做的很到位，因为培养人才就需要教育。

民国的教育是完善的，这为新中国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帮助，别的不说新中国各方面的人才包括原子弹的建设和数学方面的建设都是民国培养出来的人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相关阅读：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民国省政府警卫室旧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滕王阁街道民巷社区民巷51号，东有胜利路步行街、西有子固路街，南有民德路，北有后墙路；北侧与东湖区青少年宫毗邻，五星级饭店东方豪景大酒店在其东面；西北不远处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滕王阁，章水井在其东北方向。方位坐标为北纬28°4056.5"，东经115°5250.7"，海拔高度约为37米。

二十世纪20年代，面宽4米，进深6米，占地面积约24平方米。坐东朝西，两层，砖木结构，青砖外墙，穿斗式，硬山顶。对研究了解我市民国期间军事建筑风格具有一定的意义。

信息来源：区文广新旅局

民巷社区：民巷社区。

民国上海县府旧址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上海县府旧址

位于沪闵路2550号部队院内(里面有日军杀人塘遗址)。主体建筑为中西结合式楼房，1932年竣工。1933年1月9日入住。1937年11月被日军侵占。1949年上海县人民政府在此建立。1954年迁出后，由部队使用。

1927年7月7日，设上海特别市，上海县治所在的南市地区划归上海特别市，成立之初上海县治未迁移，上海县府寄居上海市。1931年6月，上海县决定县政府迁至北桥（位于现沪闵公路北松公路口），并开始在北桥进行新的县政府各机关的场所建设，1933年1月建设完毕，正式迁入。

1945年抗战胜利，8月17日重庆派来的接受上海县的人员到达上海县三林乡（现属于浦东新区三林镇），上海县政府组成人员马上借三林镇南行街26号康姓私宅办公，后考察北桥原县府诸建筑损坏严重，需要重修，故决定先暂驻闵行镇待北桥县府建筑修复后再迁回。

2014.4.4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得益于影视剧的渲染，现代人眼中的民国时期都是莺歌燕舞的。要是在上海，那更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只要敢打敢拼，就可以在大上海滩站稳脚跟，并且成为时代的新秀。那个时代的人们，似乎过着一种自由、富足，而且又充满了情调的生活。

以至于国内有很大一部分人，甚至于都在怀念那个年代，认为那时候的社会整体气氛是不压抑的，而底层的民众也可以在相对自由的流动中，获得一线生机。这种渲染乍听起来，非常有吸引力，可惜，真实的民国却从来不是这个样子。

真实的民国，本就面临着生产力低下和社会结构急需变革的死局，可偏偏又多年战乱，导致社会整体的结构性改革难以推进。民不聊生的同时，即便那些富商大贾也有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华北地区连热水都喝不上

说民国之前，不妨把历史的时针稍微往前拨动一下，回到英国大使马嘎尔尼来华访问的18世纪。英国大使沿着白河水向北京进发，沿途供给他们的食品很丰富，但马嘎尔尼在船上发现了一个细节——腐烂的食物以及死去的鸡鸭肉，被丢弃到河里的时候，沿河岸的百姓会冒着淹死的风险，来捞取这些腐败的食物。

彼时正值乾隆晚年，清帝国还在做着万邦来朝的美梦，根本没有睁眼看世界。而马嘎尔尼通过这趟中国之旅也断定，清政府的强大不过是徒有其表，而其国内的百姓，则完全挣扎在生存线水平上下，完全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马嘎尔尼的这个论断是准确的，半个多世纪后，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了中国的腹地。一个在华北地区旅行的传教士记载：当地的百姓都居住在低矮的土坯房内，吃的食物也都粗劣不堪。这是清朝末年外国人，对中国基层百姓生活的真实见证。

而整个华北地区，即便是在清朝灭亡之后，百姓的生活依旧延续了此前的那种艰苦状态。甚至于到了20世纪30年代，基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有所下降。1932年的《景县志》记载：当地的农民哪怕是在丰收之年，也只能吃到小米和玉米这样的粗粮。

具体来说，农民早饭和晚饭只能喝粥，午饭的时候吃一顿咸菜。虽然农民也种植小麦，但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情况下，才吃面条。如果碰上歉收之年，农民只能吃棒子面、高粱米和糠。至于说肉食，农民想都不敢想。

而且平时农民为了省下柴火，都不舍得喝热水，都是喝凉水。只有在家里来了客人的情况下，才会拿出茶和酒来招待客人。只有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主家里，日常才能吃到白面，也能吃一两道热菜。

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相当普遍，即便是在天津，彼时这种大都市的市郊地区，农民也都以粗粮为主。而且在每年春夏等天长的季节吃两顿饭，冬天这种天短的季节为了省粮食，人们只能吃两顿饭。

在大多数地区，小麦被农民看成是奢侈品，大米更是见都没见过。农民只在麦收结束后吃一点白面条，然后把麦子储存起来，以便在困难的时期，卖掉换粗粮或者是换钱。

这就是民国时期，北方农民日常饮食的真实写照。由于生产力不高，再加上连年征战所加收的各种苛捐杂税，彼时农民的生活是最苦的，甚至于连糊口都不够。

更不好说，北方的黄河流域，还时常决堤，而旱灾也时常发生。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保守估计，饿死200万人。以至于在20世纪文明的世界，还能再次见到人吃人和狗吃人，这种惨绝人寰的情形。

即便在相对富庶的南方地区，由于军阀间的频繁混战，农民想要安定的生活，也全部是没有保障的。

现代人都学过鲁迅的《故乡》，虽然那是一篇虚构的小说，但背景就是鲁迅的家乡江浙地区。然而透过鲁迅的描写，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彼时最富裕的江浙地区，底层农民的生活也异常艰难，只有像赵老太爷这样的阶层，他们的生活才不受影响和干扰。

识字率太低，普遍文盲

不得不说，鲁迅是去日本留过学的，而在民国时期，能出国留学的人凤毛麟角。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所熟悉的诸多大师，民国年间似乎有很多，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种那个年代，知识文化水平普遍很高的感觉，可事实上，这种感觉是错误和偏差的。

现代书本中，也涌现过民国时期的各种文化大师，然而在那个年代，其中大部分都是家族生活相对较好的。鲁迅虽然家道中落，但是他的父辈和祖父辈都做过小官，所以还能供养得起他出国读书。而像徐志摩、胡适这样的家庭，他们的家世背景就更好了。

但除此之外，全国绝大部分的群体，都是像老舍笔下《骆驼祥子》这样不识字的劳动阶层。他们本身就出生在贫困的家庭，不要说读书，就连糊口谋生都是难事。这些人，才构成了民国绝大部分的群体。

其中一部分人留在农村苦苦坚持，一些在农村破了产的农民，或者是遭受天灾，或者是因为战乱，他们便会跋山涉水地去逃荒。北方地区像山东的农民，会闯关东，或是到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大都市去谋生。而黄淮地区的农民，大部分都涌向了富裕的上海。

这些流落到城市的农民，由于不识字，大部分也只能从事拉车、苦力、佣人、店伙计等之类的工作。没有保障，没有依靠，能够混到出人头地的，凤毛麟角。就像老舍笔下的祥子，原本他想着能够依靠自己拉车而成为车老板，但残酷的现实，最终击碎了祥子的梦想。

一项刚刚解放后的统计数据显示，民国年间，全社会的识字率只有10%，最多不超过20%，其余8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试想在识字率不多的群体中，最终又有多少人，能够出国留学呢？

在一个愚昧横行的时代，又如何去推动生产结构的提升，如何又能进一步的，去提升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

所以毫不客气地说，民国年间确实有像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发展得比较好的城市，但和国内绝大多数地区比起来，这些发展较好的城市，仅仅是一座座文明的孤岛。

而大片的国土都还是黑暗的文明真空地带，在这些地区，大众又时常遭受战乱、自然灾害、瘟疫等诸多灾难的冲击，试问，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能好起来吗？

上海，民国的文明孤岛

现时代的民国影视剧，动辄就把故事的背景放到上海，灯火酒绿再加上各国列强的营建，看起来彼时的上海确实发展不错。然而，上海的繁华和富裕，跟底层百姓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富裕，仅仅是权贵阶层的富裕。

何况，即便是这种富裕，随着战争的持续推进，这座唯一的文明之所也承受不住。由于战乱不断，彼时全国的财政赤字很快就冲破了200万亿大关，为了缓解赤字带来的巨大压力，政府只能发行大量的纸币，如此一来，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

最终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连上海都承受不住这种负担了。而这些，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民国时期著名人物的记载中，看到一些端倪。他们的工资水平在不断下降，但是物价的水平却水涨船高。

恶性的通货膨胀，首先从上海开始出现，政府发行的纸币真的变成了一张废纸，民众带着大捆的钞票，甚至于连一盒火柴都买不了。而有钱的阶层，都开始用黄金、美元以及银元来结算。为了稳定上海的局势，蒋经国决心到上海去打虎。

可惜雷声大雨点小，最终发现最大的老虎，就是宋家和自己家。经济结构的整体倒退，使得从上到下，都无心进行真正的改革，最终，那些有钱有势的家族，都只是趁着这个混乱的时代攫取财富，根本不顾及百姓的死活。

所以到了民国中后期，不但底层百姓的生活异常艰难，即便是一些中小型的企业主，也都被逼迫地纷纷破产。最终闹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民众也亲手把蒋家王朝，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上海这座民国时期的文明孤岛，最终也在经济的恶性通胀之下，彻底破产了。

农民只能吃粗粮喝凉水，城市居民的收入持续贬值，中小企业主始终被破产的阴影所笼罩，试问一个遍地文盲，医疗条件差、死亡率高、战乱不断、政治黑暗腐败、土匪恶霸横行的民国，又有多少人会喜欢呢？

而没有感受到社会艰难的人，甚至于还能感到岁月静好，那在民国时期，一定是被劳苦大众要打倒的群体。

民国36年(1947)年，在如今的武汉汉口发生了一桩奇案，这便是“双钉血案”。这起案件不仅仅轰动了武汉三镇，成为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更是传遍了全国上下，让世人都知道了这桩奇案。恰好天津“益世报”等报纸也追踪报道了此案，偏巧正好被笔者收录，便写出来让大伙一块观瞧。

此案主犯名叫刘佑方，乃是武汉闻名的刘有余堂中药店店主人刘宜生之子，此人从小娇生惯养，长成之后，成了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

被害人名叫汪绍伯，时年三十有六，是荣丰纱号的经理。荣丰纱号也是老字号，家趁人值，十分阔绰。刘佑方与汪绍伯同为富家子弟，因此在生意场上相识。

刘佑方是个好赌之徒，因赌博输钱太多无法弥补，便生出杀人之心，打起了汪绍伯的注意。要不然怎么说交友要谨慎呢?平日跟你称兄道弟之人，备不住就是害你之人。

1947年1月3日，刘佑方以谈生意为由，伙同恶徒杜国正诱骗汪绍伯至自己住处。汪绍伯不知是计，正跟刘佑方侃侃而谈之际，刘佑方突然起身，拽出一支小手枪抵在汪绍伯额头上，杜国正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绳子将汪绍伯捆了个结结实实。

汪绍伯见刘佑方这样对待自己，不由得怒骂刘佑方。杜国正拿出一瓶麻药倒在纱布上捂住汪绍伯口鼻，汪绍伯昏死过去之后，刘佑方从其口袋中找出一本支票。他怕汪绍伯醒来之后自己的恶行暴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拿出两根三寸长的铁钉，让杜国正帮忙，将铁钉自汪绍伯太阳穴钉入脑中，汪绍伯在昏迷之中死于非命。事后，二人趁夜将汪绍伯弃尸荒郊。

不日，有人发现汪绍伯尸体，遂报警。警察局闻听汪家公子让人害了性命，不敢耽搁，迅速派人到现场调查。可查来查去，竟查不到死因，因为两枚铁钉已钉进头皮，伤口非常小，加之有泥沙和头发盖住，因此一时未被发现。

法医检查三遍，也查不到伤口。此案一时成为悬案，汪家动用了势力，要求势必找到死因和凶手。报纸纷纷报道此案，成为街头巷尾热议之事，杀人者刘佑方这些日子提心吊胆，不知哪天警察找到自己门上。结果他“得偿所愿”，警方得知汪绍伯失踪当天去找过刘佑方，于是找刘佑方问话。刘佑方以为已经破案，没等警察问他，竟吓得湿了裤子，他在万分惊恐之中说了实话。从见到警察到说出案情不过才几分钟，真难想象他杀人之时的劲头去了哪里?

根据刘佑方招认的罪状，果不其然，在汪绍伯太阳穴找到两根铁钉。警方继而去抓捕另一位凶犯杜国正，当夜将正要逃亡的杜国正抓捕。至此，此案破获。

令人不解的是，以刘家的声誉和资产，纵使刘佑方赌输了钱，也不至于杀人害命。他家是开银号的，买卖大得很，输的那点钱对于刘家来说不过九牛一毛。刘佑方之所以因钱财去杀人，跟他的父亲刘宜生有关。

刘佑方自由娇生惯养，长大之后更是成为纨绔子弟，别看此人这样，竟是上海复旦大学高材生，毕业之后，在父亲的银号当过经理，27岁之时便已经有了一妻一妾，出入轿车接送，使奴唤婢很是逍遥。可此人是个花心大萝卜，在外有不少相好，跟汉口大学的几个女生关系密切，时常送礼送物。他的钱花完了，就从银号里面拿，加之他好赌的习惯，导致银号有了很大亏空。其父刘宜生得知儿子这般恶劣，干脆辞了他的经理差事，停止对他经济接济。

刘佑方过惯了好日子，苦日子过不了，只能变卖家中财物过日子。尽管如此，他依旧顽疾难改，时常出入赌坊，寄希望大赚一笔。结果钱没赚到，输了个一干二净。赶巧汪绍伯在路上碰到他，汪绍伯请他吃饭喝酒，他见汪绍伯一副阔爷派头，不由得羡慕嫉妒恨，以往他比汪绍伯阔气的多，现如今不如人家，他不免心生怨恨，认为汪绍伯该死，谁让他比自己派头。这是纯粹的自卑心理作祟，也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作祟，他才下黑手杀了汪绍伯。这也就是杀人时不怕，杀完人后怕的原因。

刘佑方被捕之后，刘家不惜下了血本，试图挽救刘佑方性命。而汪家不依不饶，非要让刘佑方给汪绍伯抵命，为此两家各自找势力对抗。最终汪家动用了媒体，让报社将此事传播全国，给刘家施压。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刘家只能撤诉，最终刘佑方被判死刑，杜国正被判无期(三年后出狱)。

枪决刘佑方那天，因为围观群众太多，以至于囚车无法通过，加之有人声称有袍哥社要出动人马营救刘佑方，最终出动军警鸣枪开路才将刘佑方带至刑场。囚车从刘家洋楼前面经过，刘佑方朝着里面大喊大叫，求爹娘救救自己，可刘家大门紧闭，一个人也没出来。

最终，刘佑方挨了七枪才让那颗罪恶的心停止了跳动。我想当时刘佑方一定后悔万分，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清楚，韩国全称是叫大韩民国。但韩国总面积只有10万平方公里左右，还没朝鲜面积大，为什么要给自己名字专门加上一个“大”字呢?想要了解的话，就要懂一些韩国的历史了。韩国和朝鲜原本是一个国家，后来一分为二，双方关系大部分时间内都不怎么好。“大韩”的称呼来自于朝鲜王朝，今天就借此机会跟各位讲讲其中的背景故事，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韩国到底有多大

韩国，面积10万平方千米，就拿全世界国土面积排第十的国家与之相比(苏丹250.6平方千米)，也是相形见绌了。

即使是在朝鲜半岛没有被一分为二的时候，四舍五入也才22.1万平方千米，那为什么韩国会称“大韩民国”呢?

朝鲜半岛优越的地理位置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东北部，三面环海，在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西边和胶东半岛隔海相望(即我国山东半岛)。

朝鲜半岛东边是日本海，西边是黄海，南是朝鲜海峡。而在东面，是与它接壤的俄罗斯，曾经世界上最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重要的部分。

同时，朝鲜半岛和中国也是唇齿相连的一片区域。

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朝鲜半岛在多次战争中显得尤为重要。大韩民国由来

要说到大韩民国，就不得不说起它的前生——大韩帝国。而大韩帝国属于哪呢，那就是朝鲜王朝的历史。

这就有点远了，没事，泡一壶茶，且听我长话，浓缩，细讲。

我们都知道，原来的朝鲜半岛上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朝鲜。可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法西斯势力失败，战败投降后，苏联和美国——当时世界上唯一势力相抗衡的大国，迅速带军来带朝鲜半岛。后来一步的美国，为了防止苏联独占，便制订了“三八线”原则，便有了“北朝鲜，南韩国”的说法。

在此之前，朝鲜半岛既可以叫做“朝鲜”，也可以叫做“韩国”。那我们这里就简单统称“韩国”吧。

追溯到韩国祖辈历史，整个朝鲜半岛上生活着三支游牧民族，分别为辰韩，马韩，牟韩。这三支部落各自在朝鲜半岛上建立政权组织，拥护各自的首领，也互相争斗。毕竟游牧的热血首领，谁不想让更多人对自己俯首称臣呢?

之后，在战争中三个部落完成了统一，“三韩合一”，就有了之后的“大韩”之称。

1987年，朝鲜王朝的第26任国王李熙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这就是“大韩民国”的前身了。这是朝鲜半岛上第一次正式庄重地以“韩国”为国家名，而大韩帝国被视作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帝国，毕竟“帝国”二字，也不是什么泛泛之辈也可以用的。不过当时韩国取这名，着实是很有勇气的。“民国”二字何来

我们都知道“中华民国”，而韩国又名“大韩民国”，细想，二者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之前提到的“大韩帝国”，统治时间在1897-1910年。1910年，李熙，也就是朝鲜高宗在日本手上失利，大韩被迫沦为日本殖民地，同时日本废掉了“大韩帝国”政权，在那设立“朝鲜总督府”韩国人民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中艰难存活。

终于，忍受9年后，1919年爆发了著名的“3.1”反日运动。但百姓力量有限，起义失败后，韩国李光洙等人流亡到上海。一群有志之士不甘心国家就此毁在自己手上，在多人提议下，最后，他们于1919年4月在上海召开了29人的代表会议，正式决定废除韩国君主制，成立民国，设立临时议政院等。

这个在上海成立的流亡政府，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遗址如今仍完好保存，也是中韩友好交流的见证之一。

被迫流亡，绝处逢生时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被之后美苏争霸分割的朝鲜半岛的“南韩国”保留下来，所以韩国也称“大韩民国”。

其实关于“韩国”这名前面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大”字的问题，民间也流传着不同版本。

有人说它是模仿日本，有些自大，有的人说是自卑，所以想加个“大”字充充士气，还有一种比较可爱的说法，便是韩国，单字一个“韩”，若称“韩民国”有点奇怪，故在前面加上一个字，至于为什么加“大”，不过是人家喜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