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

满汉全席的起源是什么

满汉全席其实也就是清朝官场的宴席，但是无论是野史，又或者是正史，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些记录，所以真实性还是会被人怀疑。一般都是给文武百官所办的接待，这里也会包括各种不一样的菜品。

当大家在深入分析之后会发现满汉全席主要是以江浙菜，山东，东北，北京为主，后来也同样会加上越南以及闽南地方的菜肴，总共是108个菜。其中会包括30个江浙菜，12个闽南菜，12个广东菜，12个北京菜，30个山东菜，还有12个满族菜等等。

这中间不仅会包括热菜，还会有凉菜，还会有点心，还会有茶饮等等，总是会让大家觉得比较喜欢。其实当大家在深入分析之后，会发现当时也会分成等级，分为一等满席，还有二等满席以及三等满席。

如果是一等满席，基本上每桌价值八两，一般普通人是不可能会用到只有皇后又或者皇帝死后才可以作用的。

从尊贵的角度来看一等满席必然就是最高的，但是在平时的生活中使用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在那个时候一两银子在经过折换之后，大约是500元现金，那么这就意味着一周大概就是1000元，这在当时本身就是比较少见的。

要知道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工作一个月可能也没有几两碎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数的人也会觉得有一些质疑到底有什么样的人家会选择这些山珍海味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官场人家又或者是一些商户人家，普通的老百姓就算是家中有红白喜事也不可能会这么做，毕竟那个时候的经济来源比较少，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选择随意的敷衍了事。

相比较很多玄幻和古装的小说，很多人喜欢官场小说，一来官场小说比较融入生活，二来官场小说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么，你知道哪些官场小说呢？今天小编就盘点下官场小说排行榜完结版前十名。

操作方法

讲述一个拥有远大理想的平凡公司职员，阴差阳错成了貌美能干女领导的司机，在女领导一步步的教导下登上人生巅峰的故事。

心中只有人民和国家的优秀城镇干部王晓峰，莫名其妙的连升三级当上了大官，但这个时候，恰恰是对于真心的一种考验，这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作为一个三十还没结婚，对象也没有的主角，自然是免不了被相亲的命运，而阴差阳错取回来的漂亮姑娘，居然让他........

祖上已经穷了三代的小草根，偏偏想要傻傻的改变命运，而这一切，随着一个女人的到来，竟然成了真。

被将职、戴绿帽、被上司怀疑等等，人生的苦他都吃遍了，后来经历了阴谋阳谋的他，终于成长起来了。

作为一个小有正义的官场人物，还是免不了被贪官打败，最后经过自身努力，终于震慑住贪官的故事。

木讷、不起眼、没有眼色、不会巴结，官场的禁忌他都占全了，而也正是因为这些禁忌，反而让他坚守住自己的底线，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讲述一个无依无靠、祖上穷苦的大学毕业生，如何凭借着一颗一心为民的心，登上官场巅峰的故事。

大学生村官莫名卷入贪污风波，紧接而来又是连升三级，命运的搅弄下，唯有一颗诚心才能不被吞没。

重生加官场的设定，爽文无疑了。看起来非常的爽，同时也让人不禁回忆起那个年代。

特别提示

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官场小说，闲暇之余可以看上几部，开拓下自己的视野。

清朝官吏维系人际关系的方式汇集千年精华，非常丰富而又千姿百态，最具代表性。主要有重乡谊、拜把子、拜门、拜干亲、应酬等方式。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搜集整理的清朝官场维系人际关系的方式文章内容。

清朝官场维系人际关系的方式：拜把子

拜把子，即拜把兄弟，又叫“义结金兰”、结金兰之盟。清代官场中非常流行拜把子的结交方式，以此作为依附攀援、拉拢关系的重要手段。民初人陈栩评论小说《如此官场》写道：“前清奥援(指暗中支持、帮助的力量)，每托同谱(即拜把子)。”

官场中盛行拜把子，反映出官场中盛行拉拢攀援的风气。《歧路灯》曾谈到清代官场上盛行拜把子之风：“如今世上结拜的朋友，官场上不过是势力上讲究，民间不过在酒肉上取齐。若是正经朋友，早已就不换帖了。”

拜把子是清朝官场中一种具有相当不稳定性的维系人际关系的方式。所以拜把子大多是地位相同或相近的官吏所用的方式，借此他们可以互相利用，共同发财。

清朝官场维系人际关系的方式：重乡谊

在封建社会中，同乡关系是除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同乡之间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友情，即所谓“乡谊”。乡谊渗透到清朝官场之中，是官场中人互相拉拢、互为党援的重要纽带。

很多官吏是靠乡谊获得官职的。例如安徽婺源人吴懋鼎在天津任汇丰银行买办时，因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款而与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攀上了同乡关系，往来频繁。在李鸿章的关照下，他捐得直隶候补道衔，并充任淮军钱粮所总办。也有以乡谊补官的，《清稗类钞――诙谐类》“先酌乡人”条记有一例子：各直省府州县缺概归酌补。某大吏对乡人多所迁就，僚属为之语曰：“酌则谁先?”大吏曰：“先酌乡人。”

做官需要乡谊，做幕友、书吏也离不开乡谊。清以来最著名的地域性行帮要属绍兴籍的幕友和书吏，绍兴籍的幕友即著名的绍兴师爷，数量极多，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作幕)者不啻万家。”清代官场有谚云：“无绍不成衙”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彼此互通声气，互为党援，并排挤其他乡籍的师爷。

清代北京和各地还以乡谊为纽带建立了许多同乡会馆。北京福建会馆悬挂着一副对联：“万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兄弟。”可见，乡谊成为官场拉拢关系的情感纽带。

清朝官场维系人际关系的方式：拜干亲

亲缘关系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官场中人为使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通常运用拜干亲的方式。干亲，即是由非血缘关系者，通过某种契约或仪式确立名义上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拜干亲是清朝官场中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方法之一，这种关系比拜同乡、拜把子、拜门所建立的关系更为密切和牢固。

拜干亲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钻营者拜自己所攀附的权贵为干爹，自为干儿;如盛宣怀拜李鸿章为干爹，陈璧拜奕匡为干爹。二是让妻妾女儿拜所攀附的权贵为干爹，或拜权贵之妻、母为干娘。如疏朗是民政部尚书善耆的下属(任侍郎)，为巴结善耆，他让自己的老婆拜善耆的母亲为干娘。

拜干亲是通过建立亲属关系来谋求利益的一种方式，这种关系下利益双方更趋一致。

清朝官场维系人际关系的方式：拜门

师生犹如父子，确定所谓师生关系，即拜门，成为清朝官场中人极力争取奥援、互相拉拢的重要方式之一。

清朝官场盛行拜门(也叫拜门生)，清末人所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评语》云：“夤缘大老之门者，讳为拜门。”“拜门”，其实际含义是指投拜师门做门生。拜门中所谓的“老师”，并不是教学意义上的真正的老师，而只是建立师生的名义，时人谓之“厕于受知之列”。拜门之前，双方可以并不认识，所拜老师虽比自己年轻或浅薄无知也无所谓，只要有权有势，足以奥援就好。拜门以后，门生可靠着老师的权势活跃在官场上。如果发生老师失势或死亡等变故，门生便惶惶然有无依无靠的感觉，于是就要改换门庭，重新拜门。或者当门生的发迹升官，位居老师之上，师生关系就不再维持。在拜门者当中，有不少门生与老师原来是把兄弟，也就是说，是交了盟帖后再交门生帖子。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叶伯芬与赵啸存本是把兄弟，赵啸存升了官，叶伯芬便“一面写了禀帖去贺任，顺便缴还宪帖，另外备了一份门生帖子，夹在里面寄去，算是拜门”。所以拜门也是具有不稳定性的一种方式。

拜门大多是上下级官吏互相勾结利用的好方式，双方都能在此种关系下获得益处，即有利于他们双方地位的巩固和势力的扩大。

清朝官场维系人际关系的方式：应酬

维系人际关系缺少不了应酬。应酬是官场维系人际关系最常用的方式。清朝官场中的应酬极为繁冗，嘉道间官场中有“闲官忙做”之谣，嘲讽一个叫周采川的官僚“专以应酬为事，终日奔走不暇”，实际反映了整个官场都忙于应酬的现象。官场的应酬表现很多，有拜客、宴客、送往迎来、馈送上司等。

拜客又叫谒客，是官场中拉关系、通声气不可缺少的。清朝官场拜客风气很盛，特别是冠盖云集的京师，拜客的车马更是如龙似水，“途为之塞”。有的人“一日间往谒之客，多者以百计”，有的权贵名士之家，终日宾客盈门。

宴客即请客吃饭，是清代官场应酬的重要方式。宴客应酬的目的在于“以吃会友”，拉拢关系，故有“嘴头请天神”之称。清代官场中的宴客应酬的风气尤其以晚清最突出。道咸年间，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任职期间，“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

送往迎来，侍候过境的上司、权贵，是地方官必行的常课，也是他们谄媚攀附的好机会。它包括恭迎来客、安置住宿、设宴招待、陪同看戏、馈送盘缠、送客上路等。他们为此而终日忙碌，疲于奔命，以致没时间问政治民。蒲松龄说县令对上司的迎送：“况送往迎来，则贱如声妓，婢膝奴颜，则状如伏鼠。”

馈送上司。清朝官场有下署向上司及上司衙署人员馈送钱财礼物的规矩，有些官吏借各种机会馈送上司大量财物以讨其欢心，为自己的升官发财铺路。

官吏通过以上种种方式拉关系，结成了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他们相互争权夺利，使整个官场复杂且充满火药味。正确认识官吏的交际方式对防止腐败和协调官场内部矛盾有重要意义，对我国的廉政建设也大有裨益。

人际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或生活活动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简单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但这种正常的交往放在官场这种环境似乎就变得异常复杂起来。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的官场中的人际关系，希望对你有帮助。

官场中的人际关系之内耗的复杂

内耗”可以理解为团体内部，因不协调、闹矛盾而无谓地消耗精力、物力、财力等。“内耗”是管理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内耗的代价有人归结为拔河原理，即由于拔河过程中配合不好出现的拉力相互抵消，使全部人的拉力之和小于每一个人实际付出力量之和。对一个团体而言，“内耗”有时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一部分官场中人热衷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使官场环境复杂混乱，影响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健康，甚至不能正常工作。工作中理想的人际关系是没有内耗，全体成员精力一致对待工作事务。从这种角度讲保持简单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力，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或者说有凝聚力的团队才能确保干成事。

进入官场的第一步，就是学习规矩。俗话说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官场最讲究的恰恰就是方圆。官场是个权力场，每个人都身怀利器，极具杀伤力，如无游戏规则，就会尸横遍野。所以官场和江湖一样，都是最讲规矩的地方。江湖斗争你死我活，官场亦然，同样是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与江湖、商场、战场没有什么两样。商场有时还可以做到双赢，而官场永远没有双赢，却有两败俱伤;战场上起码是敌我关系，而官场上常常是战友、同学、师生、师徒，为了一种利益，为了一种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六亲不认，丧失人性。

官场同样也有江湖义气，江湖义气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国家，没有人民，没有法律，只有团伙。当一个地方江湖义气精神开始在官场中蔓延的时候，单靠现有的监督体制往往对腐败力不从心，因为义气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能够很轻易地把专门监督的官员也纳入其中。

官场中的人际关系之人为的复杂性

冰心说过：“如果你简单，这个世界就简单!”这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表明了一种态度。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说其复杂也算复杂，否则也不会延伸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而对于非此类学科研究者的官员来讲，是否可以减少人为复杂化官场人际关系的心态。当一部分官员热衷于追求“复杂”的人际关系，把心思、精力用于编织“关系网”、揣摩领导“喜恶”时，官场人际关系确实是“复杂”的。我们可以追求一种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简单如一条直线，一头连着责任义务，一头牵着党心民意，简单也是一种境界。官场人际关系“复杂”是虚伪的复杂。追溯官场人际关系的“复杂”，不可避免要讲“虚伪”。因为现行的人事任免制度是唯上的，部分官员对上级阿谀奉承、对同事处处防备、对下级霸气十足、对群众是横眉冷对……这种处人处事方式只能使人际关系虚伪复杂。我们为何不把握正常人际交往的礼仪，追求一种简单正常的人际关系，去掉对上级的奴气、对同事的阴阳怪气、对下级的霸气、对群众的官气，总而言之去掉虚伪浮华的面具，做真实完整的自己。

追求真实也是一种勇气。官场又可称为权力场，胡适认为，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是官。鲁迅认为，中国人有一种魂灵叫官魂，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先哲们的话是极富洞察力的，他们捏住了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一根神经：官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造就了拥有巨大势力的社会阶层――官，形成了以官为轴心和主要活动者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圈子官场。官本位其实就是权力本位，它同时也是伦理本位。因为伦理治国的原则是儿子服从老子、妻子服从丈夫、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这其实是把所有的伦理关系都变成成了权力关系。实际上正如儿子不能反抗老子，民众也不能反抗官员，因为官员也是他们的父母。于是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便可以集中表现为官本位。官成了本位，官场也就成了榜样。

曾国藩是晚晴杰出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也被称为晚清四大名臣之首。所以问曾国藩厉害在哪里的人，可能就需要对曾国藩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之一，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曾国藩并没有放弃，而是想通过改革拯救中国。曾国藩也是大名鼎鼎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在曾国藩的带领下大清才开始正式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还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其实曾国藩更厉害的是面对官场上的潜规则时，依然能选择做自己不会和贪官们同流合污。

“礼尚往来”最早见于《礼记·曲礼上》：“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指礼节上应该有来有往。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人们已经将本来的“礼节、礼貌”完全转化成了“礼品、礼物”，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礼尚往来的”核心思想观念。

中国官场数千年来用礼物走动处关系，早已成了潜规则，“当官不打送礼的”说的就是清代以来的这些官场庸俗场景。作为理学大家，晚清名臣的曾国藩在“礼尚往来”颇有操守，用自己的人格践行着真正的圣贤之“礼”，用自己锤炼的圣贤深度功夫拒绝着官场的庸俗之“礼”。

清朝有一个得到了普遍认同的官场潜规则，那就是送礼拉关系、结成同党或者所谓的门生故吏关系，以此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危害。他说，吏治到今天已经坏到极点，要挽救帝国危机，就必须从吏治下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可谓真有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勇气宣言。自从他作了封疆大吏之后，开始切实地对吏治采取行动。

不搞形式主义上的迎来往送。“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正因为这样的深刻认识，曾国藩在就任总督之后要求手下们绝对不允许对自己“迎接、排炮、爆竹、吹手、酒席”一系列的官场迎送形式。

之后便是所谓的官场礼尚往来问题，曾国藩十分重视这其中的利害问题。首先他从自己身边工作人员抓起。由于势必接触地方官员，所以他特地写了一篇文告《谕巡捕、门房、签押三条》发给工作人员，对他们约法三章，“明日起早经过地方，即是与州县交涉之始，”“特严定条约，愿巡捕、门印、签押敬听而牢记之”。这其中专门讲了如何处理礼品：“不许收受银礼……不准凌辱州县……不准收受丝毫礼物……”“以上三条，巡捕、门印、签押三处，各写一分，贴于座右。……至送礼物者，一概谢绝不收。无论茶叶、小菜，以及裁料、衣服、书籍、字画、古玩、器皿、金银、食物、均皆不收。

在严格规章之后，曾国藩都会严格按照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然而在晚清整个糜烂的政坛环境下，不收下属一点东西，实在也不利于开展工作，这样的时候，他总会捡一点价值最轻的作为纪念性礼物。有一次庐州知府知道曾国藩住处缺少生活必需品后，他马上派人送来了一批起居用品。曾国藩看到后心生感动，知道也是下属也是关怀自己，不忍拒绝，于是将其他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作为“礼尚往来“曾国藩亲自给他回了一封信算作礼品，他在信中说：”您送来这么多好多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它们价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只收了七种草席。并且还解释了收草席是《易经》里的象征意义，是说茅这种草，根都相连，拔其一根，则会牵引其他，这是吉利的象征。

还有一次，他手下干将鲍超送给他很多战利品的古玩珠宝。曾国藩一看只是从中挑了一顶小帽，其他全部送还。“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壁耳。

有时候属下送给他所喜欢的书籍时，他就会收下，并且按照相当的价格礼物回赠。在拒绝礼物形成习惯后，很少有人再讨曾国藩的无趣，以至于引起了下边的一个小插曲。

同治六年八月，他的幕僚去看他，看到曾国藩每天吃的菜很清淡，因此问他，你不怎么吃鸡鸭，那么吃火腿吗?曾国藩回答说：“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也就是说，过去有人给曾国藩送火腿等食物，都被曾国藩决绝。渐渐地曾国藩不收礼成了风气，以至于什么都没人送了，就是想喝点黄酒，也要到街上现打。

这个幕僚听了感动的大笑起来：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曾国藩也开玩笑说：等我死了你给我写墓志铭，这些课都是作料啊。同时，赵烈文在日记总结最让曾国藩一生浪费精力的不是和太平军打仗，而是与“世俗文法”“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曾国藩的胜利当然靠的是与太平军作战而得来的，怎么这倒成了十之三四，而与世俗文法战却是成了十之五六。这在当时，显然是奇谈怪论。

所谓世俗文法，就是指那个时代的腐败政治系统、烂掉的八旗绿营、颓唐的士林以及失去规范的社会。所谓文法，就是指各种潜规则等等。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承认世人看到的只是表层，赵烈文看到的才是咸同年间动乱的本质。更令曾本人没有想到，也是他不愿意去想的，是赵的下面这番话：“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但是对于礼尚往来问题上曾国藩能做到独善其身，严格约束身边的工作人员，自己也从不违反规定。这种高洁的人格至今还会让后人嘘唏不已，叹为观止。

王思诚是元朝末年官员，他被认为是元末官场上的一股清流，但每个朝代到了末期基本都是最危险的一段时期，对于当官的来说更是如此，不被自己人杀也有可能被敌人杀，但王思诚却能得以善终，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可能了解王思诚的朋友并不多，那这次就为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看看王思诚有哪些过人之处，他为官时又立下哪些功绩，想了解的朋友就一起来学习下吧。(一)出手不凡

王思诚才担任监察御史，就敢挑战官场陈规陋习。以前，各位御史上奏的密封奏章，只有部门最高领导才能拆看，其他御史只有在奏章下面签名的份儿。王思诚对此非常不满：“如果都像这样，还有什么上下级的名分!”

于是，凡是转到他手下的密封奏章，他一概拆封把关，对赞同的奏章签字放行，对不可施行的奏章一律盖上公章锁进保险柜。这样做既充分保证了密奏的质量，又把监察职责落到实处。从此，拆看密奏成为监察御史的特权。

有个高官因受贿事件东窗事发，潜逃到外地。某蒙古族监察御史因为无法将其逮捕归案，就将他的母亲抓捕捆绑在街头示众。王思诚路过集市见此情景，痛心疾首道：“古时候对罪犯的妻子儿女都不抓捕，更何况母亲?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因儿子逃跑而牵连母亲!”于是下令释放。那御史坚决不放，一定要把她当诱饵钓出要犯。王思诚大怒，上疏弹劾自己，然后闭门不出。事情闹大后，部门领导率御史们集体前往王思诚府邸求见并谢罪。

某县长早听说过王思诚的厉害，接到王思诚要到县城巡视通知后，故意穿一身旧衣服，骑马到城外恭迎王思诚。王思诚注意到他的坐骑，悄悄告诉随从：“此人必定是贪官!”

果然，巡视组才进城门，就被人拦路喊冤。王思诚问：“你是想控告县长抢了你的马吧?”喊冤者连连称是。王思诚命令县长归还马匹，并将他治罪。随从都很惊讶，问王思诚何以未卜先知?王思诚笑道：“他故意身穿破旧衣服以示清廉，却在路上强取豪夺百姓的高头骏马，这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随从们恍然大悟，心服口服。

国子监(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又称“太学”“国学”)的太学生们发生群殴事件，王思诚被授权全权处理。他查明事情真相后，召集学生宣布处罚结果：开除5名带头动手的学生，另外参与斗殴的70名学生一律降级处理。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对学霸予以升级奖励，对学渣一概除名。经过这番整顿，国子监出现了新气象，学生们更加勤勉互励。(二)忧国忧民

一年秋天，京城一带遭逢秋旱，整个冬天无雨，才开春就遭蝗灾。百姓已经衣不果腹，又遭黄河决堤，更是雪上加霜，伤亡惨重，民不聊生。王思诚忧心如焚，上疏请求元顺帝一面举行“祷百神，陈牲币，祭河伯”仪式，一面紧急调动部队堵塞黄河决口，发放赈济粮，并给每个死于洪水的灾民发放棺木安葬，以示朝廷爱民之意。

朝廷在檀州(今北京密云)设置监狱，让犯人从事采金冶铁的繁重工作。监狱刚开始还供给犯人衣食，但由于监狱上下人人雁过拔毛层层盘剥，几年后囚徒的供给就被完全断绝，导致30多人饿死，奄奄待毙者不计其数。狱吏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经常谎报囚徒的生病时间的长短和用药次数的多少。王思诚巡视檀州监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上书建议朝廷：这些囚犯本来罪不容诛，却在监狱里被活活饿死，这是监狱的责任!希望朝廷马上制定出相关法令，以囚犯病死在狱中的数量来衡量狱吏罪行的轻重。

元朝初年，朝廷下令开凿坝河(今北京市东郊)作为运粮河。因工程浩大，“一夫日运四百余石，肩背成疮，憔悴如鬼。”工程结束后，坝河担负起繁重的漕粮运输任务。王思诚巡视坝河时，负责维护与运粮的坝夫和船夫因不堪忍受重负，“坝夫累岁逃亡，十损四五”只剩下区区730人，船夫也只有1300多人。这些人“昼夜奔驰，犹不能给。”王思诚建议朝廷将蒙古族人15000多户迁往坝河沿岸定居，让他们捕鹰打猎之余劳逸结合，协助船夫和坝夫工作，保障坝河的正常粮运。

这三条利国利民的奏章，全部获得朝廷批准实施。(三)主政两河

在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期间，王思诚同样脚踏实地，政绩斐然。

他河南主政期间，收到陕西行台发来的公文，要求与河南联手疏通黄河三门，设立水陆站以直通关陕。王思诚极为重视，马上带领相关官员去实地考察。官员们害怕地险路隘，想编假话搪塞朝廷。王思诚怒斥他们：“如果我们都自欺欺人，还如何督责他人?对朝廷是什么态度?你们等着，我亲自去看!”官员们无可奈何，提心吊胆跟着他在黄河中滩碛路上走了一百多里，沿途礁石错落突出，最后无路可走。王思诚命令下马步行，攀藤前行。官员们累得汗流浃背，但没有人敢出怨言。步行30里后，王思诚看到确实已经无法通行，便把沿途经历奏报朝廷。朝廷接到王思诚的考察报告后，否决了陕西行台的建议。

王思诚主政河北期间，适逢磁河水决堤，泛滥成灾。他召集民工日以继夜修筑堤坝，终于堵住洪水。当年秋，庄稼获得好收成，百姓们对王思诚感恩戴德，赞不绝口。

南皮(今河北省邢台市南皮县)百姓的先祖曾沿御河两岸种植柳树，历代官府以此征收名为“柳课”的税务。十多年前，因黄河决堤，柳树全被淹没，官府却依旧征税，致使百姓更是贫困交加。王思诚实事求是上奏朝廷，请求免除了“柳课”税。

他的辖区内，有著名的西汉名儒董仲舒和毛苌的故居。由于年久失修，早已摇摇欲坠。王思诚奏请朝廷在这两个地方修建书院，并设置专业讲学师，获得朝廷批准。

元末，由于天灾人祸，四方百姓很多人失业，引发社会动乱。元顺帝为安抚民心，“命名臣巡行劝课。”王思诚负责安抚河北和山东一带，他沿途召集当地有名望的父老，宣讲皇上的恩德。百姓们激动得“莫不感泣”，进献大麦小麦和豌豆，请王思诚转呈元顺帝。回京后，他根据巡抚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向元顺帝提出七条治国安邦和稳定民心的建议，受到元顺帝重视。(四)松州惩贪

40名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百姓联名告御状，指控当地蒙古族官吏狼狈为奸逼良为匪。朝廷震怒，指派王思诚彻查此案。

王思诚秘密抵达松州明察暗访，弄清楚蒙古族官吏们为索取巨额贿赂，故意栽赃诬陷良民为盗匪的犯罪事实，将松州知府以下的23名涉案官员一网打尽。为彻底纠正冤假错案，王思诚特意进松州监狱现场办公，令有冤屈者当面申诉。

有个囚徒面诉：他曾在某盗贼潜入他家偷盗时，与盗贼展开激烈搏斗，差点失手将盗贼刺死。盗贼怀恨在心，再次偷盗被官府抓获后，便诬陷他是同伙，并提供了所谓赃物。而负责缉盗的捕快为了邀功请赏，偏听偏信把他抓捕入狱。王思诚查证属实后，处罚了捕快，释放了无辜者。

巡视监狱时，一个少年犯引起了王思诚的特别注意。少年犯脸上稚气未脱，却戴着沉重的刑具，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王思诚给他除去枷锁，询问案由。少年犯供述：半年前的一个傍晚，他在走亲戚的路上遇到三个大汉，于是结伴同行。半夜进村后，大汉们闯入一户有钱人家抢劫，令他在门外放风。他知道遇到盗匪，立刻飞奔到县衙报案。县衙捕头玩忽职守，未能及时出动抓获盗匪，为逃避罪责，昧着良心把他当同案犯抓捕后严刑拷打。王思诚核查属实后，释放了少年，将捕头投入大牢。

王思诚在松州砍下三板斧，严惩了贪官污吏，树立了朝廷亲民形象，被松州百姓称为王清天。(五)中流砥柱

最能考验王思诚胆色的事情，发生在公元1357春。当时，王思诚巡访陕西，正赶上红巾军横扫陕西，兵锋距奉元(元代西安旧称)仅30里。奉元城里的高官们惊慌失措，无计可施。王思诚冷静地分析：“陕西是战略要地，关系天下得失，绝对不能失守!河南名将察罕帖木儿历来骁勇善战，威震敌胆。此时，我们必须派使臣求援，才是上策。”高官们出于私心，吵嚷半日“论久不决”。王思诚亲笔写信向察罕帖木儿求援，察罕帖木儿接到求救信，被王思诚为国为民之心感动，冒着擅自调动部队的罪责，“提轻兵五千，倍道来援。”

王思诚冒着危险前往城外凤凰山犒劳援军，与援军商定攻防策略。回到城内，为稳定军心，王思诚“夜宿台中，未尝解衣。”有个高官想趁着夜色把妻子儿女送出城外，被王思诚坚决制止，并令他把守北城。由于城外攻势猛烈，高官又企图率部弃城出逃。王思诚耐心开导他：“我们身受国家重托，肩负安定一方责任，本来就该戮力同心以死报效朝廷!人生自古都要死，无非是早晚点儿而已!”一番话使得“众乃安”。奉元城解围后，河南军事长官果然追究察罕帖木儿擅自调兵的罪责。思诚立即上奏朝廷，请求让察罕帖木儿专守关陕，察罕帖木儿得以免除责罚，名正言顺镇守陕西。

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朝廷兵力捉襟见肘，准备在五个省抓壮丁补充兵源。王思诚坚决反对道：“关中抵御红巾军才结束，现在所有军队的供给都很困难，只能就地征集粮饷。百姓们早就饥寒交迫，再承担粮饷更是雪上加霜。现在大规模征兵，万一激发民变，后果不堪设想!希望朝廷谨慎从事!”由于他的态度很坚决，征兵一事不了了之。

监察御史作为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的官员，最容易招致不法官吏们的打击报复。王思诚所处的时代尤其凶险：由于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而监察御史的监督对象都是有蒙古贵族背景的狠角色，所以，很多汉官执政时如履薄冰，明哲保身，小心翼翼，深恐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甚至自取灭亡。

王思诚却在最容易得罪人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最后得以善终，被追谥“献肃(谥法：智质有操曰献，身正人服曰肃)”。这个谥号正是对王思诚一生的准确概括。王思诚留给后人的官场生存法宝就是：为官者无论身处哪朝哪代，只要不忘初心、一身正气、忠于职守，都必定在史书上竖起一块永不磨灭的丰碑!

【作者简介】许云辉，男，1984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云南省保山一中教育集团高级讲师。曾出版专著两部，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文章五十余万字。

说到和坤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和坤是当时军机处的一名大臣，相传在当时，皇帝连拿和坤也是没有办法的，不仅如此，和坤贪污的数量巨大，有一次皇帝点名和坤，也只是说和坤的财产来历不明而没有直接点明和坤贪污。弟子规中有一句话这样说道，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人生下来便是善良的，只是因为后来的环境影响而会变坏。和坤贪污是不是因为当时乾隆盛世的官场黑暗呢?具体的小编也是做了一番整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和珅(原名善保)是满洲正红旗人，姓钮枯禄氏。老子原来是乾隆贴身侍卫常保，拥有世袭三等轻车都尉衔。后来乾隆决定指派常保担任福建兵马副都统，这是正二品官位，相当于清军福建军区的司令，已经是真正的封疆大吏。但忠于职守的老爸常保却在福建任上病死。而母亲在生弟弟和琳时已经去世，这一年，和珅九岁，双亲已亡，成了孤儿。

常保死后家中赖以生存的官封地又被老子身前的亲信，通过大送银弹的方式联合当地的官员用超低价强买霸占。常保任上又相对清廉没有留下大笔的财产。和珅为了家族的生计和兄弟两的书包翻身到处借钱，受尽了冷眼。和珅10岁以后，进入了位于皇宫西华门内的咸安宫官学念书，读书期间由于实际背景和财力的窘迫，受尽了同学和老师的欺负。但他在读书期间学习刻苦，接受了系统的满汉传统教育，也同时学习汉、蒙、藏等多种语言，四书五经更是不在话下，他凭借着天资聪颖，得到了老师吴省兰的喜爱和器重。并得到了吴省兰的笔友，当时的大家“南袁北纪”中的袁枚的认可。并作诗“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由此被内务府大臣冯英廉看中，并将孙女嫁给他，让他终于财务自由了。

和珅自以为才高八斗，通过科举制度走上仕途毫无问题，结果名落孙山。通过冯英廉的提点知道了科举考场的黑暗腐败，连在皇帝面前的殿试都有作弊。没有打点没有背后的运作，成功概率很低，同时科举升官的速度又太慢，所以和珅决定走老子常保的老路做御前侍卫。在冯英廉帮助下，和珅花钱打通关系继承了爵位，又凭着旗人子弟的身份,通过冯英廉在宫中找到了一份銮仪卫(皇帝的轿夫仆从，蛮辛苦的。)的差使。几年后又通过冯英廉的帮助花了三千两(一品官员都要赚多年的俸禄)的大血本，贿赂御前统领。乾隆三十七年，和珅被授予“三等侍卫，挑补黏竿处”，也就是黏竿处侍卫。黏竿处是通俗的称呼，官称“上虞备用处”，通常由侍卫十人组成。每当皇帝出行时，黏竿处侍卫协助侍卫处、护卫营保护皇帝，服侍在皇帝的轿子身边，负责扶轿、打灯笼等工作，俗称“打执事的”。在一群大老粗中，和珅凭借着天生的颜值和满腹的才学，很快获得了喜好舞文弄墨的乾隆的恩宠。而且和珅精于察言观色，摸透了皇帝的喜好。乾隆帝要什么，他件件都办得十分称心;乾隆帝爱听好话，和珅就尽说顺耳的。日子一久，乾隆帝把和珅当作亲信，和珅也步步高升。不出10年，成为超级大臣，身兼数职，人事、财政重权在握。

那时，那个壮年时开拓疆土，十全武功;，六下江南的风流天子乾隆开始老了。开始沉缅于“文治武功”的颂扬声中，豪奢放纵于山水之间。老了的乾隆讲面子、好排场、爱打赏，这些都是需要钱的。为了满足皇帝的需求，和珅大肆拓宽敛财渠道。外臣进京向皇帝汇报工作，经过崇文门需要向和珅掌管的税官交税，大臣犯了错可以提交议罪银免罪，商贾大户可以花大价钱捐官自保，同时获得朝廷垄断生意的份额，皇帝及皇家直系亲属的生日及各个节日需要各级官员按时献供。上行下效，整个官场无官不贪，人人齐贪。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连乾隆自己都说：“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但乾隆知道吗，被和珅破获的政坛对手云贵总督李侍尧贪腐案，李侍尧贪墨的一大半的银子都献供给了皇帝，以期获得恩宠。督抚如此，下级官员更是卖力的盘剥下级和百姓，为自己的前程开路。

由于和珅受穷多年，在借钱、典当中一路走来，钱不仅是钱，更是自己和兄弟的生计、前程所系，对钱自然比别的人多了一份爱恨交加的体会，知道这是好玩意儿。时须得防无，心里才踏实。和珅掌了大权，除了一味讨好皇帝，剩下的时间就是搜刮财富。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性贪，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和珅。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自然越来越难过了。直到嘉庆皇帝查抄和珅时，贪墨银两已经亿计，难道乾隆皇帝没有一点责任。

赵云在后人眼里的地位能这么高，和赵云本身的品质密不可分。赵云曾两次舍命救下阿斗，这种行为不管放在那里都是最令人钦佩的了，而且刘备的孩子本来就不多，所以阿斗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赵云在刘备手下似乎有些憋屈，自己骁勇善战而且还立下大功，刘备升至连兵权也不分给赵云一点，刘备为什么不肯信任赵云呢?因为赵云在官场上存在着一个致命伤。

赵云功夫好，都来保护阿斗了!为什么不受重用?

西晋时期，各个军事集团盛行门阀制度。士族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的特权超乎你想象，

骁勇善战的赵云不得重用，可以说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的老爹不是李刚，老爹只是个普通农民，连地主都不是。

汉末是个动乱的年代，各路诸侯群雄逐鹿，因此腐朽的门阀制度也受到冲击，但它的生命力极为顽强。袁绍能取得成就，贵为十八路诸侯盟主，“四世三公”的身世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刘备早期是因为无人可用，来不及讲究门第。

可是诸葛孔明一到刘玄德处，门阀制度就又活跃起来了。看看魏、蜀、吴三国中，蜀汉对门阀制度的坚持是最明确的，赵云也是因为这个，一生没做出本应符合他武功的成绩。

其次呀，赵云是政治斗争失败者，闲云野鹤一个。根本没有野心，丝毫不懂得巩固自己的势力，军队里没有培养自己的亲信家将，在那乱世之中，多多拉拢人脉以及扩张羽翼是何等重要。老赵不爱理那套，还是和以前一样单枪匹马，慢慢地自然在朝中也就人微言轻了。

最后就是老天不赏饭吃了。赵云时运不济，投奔刘玄德时，是在刘备最危难的时期，他其实无兵可用，一直到成为益州的主人，刘玄德是寄人篱下的穷主子，因此赵子龙一直以来担当的都是警卫长的角色。

等到刘玄德开始有兵可用了，甚至已经是十数年后了，周围的人们都习惯了赵云警卫长这一职位，因没有统兵经验，蜀国，自然也就没有统兵机会了。一直到蜀汉后期，诸葛亮实在无将可用了，才派赵云为冲锋大将上阵。那时的赵云，已经英雄迟暮，满头白发了。

赵云没有心机，不自觉犯了为官的几大禁忌，再加上时运不济，所以啊虽然一生任劳任怨，也只能是有个死后封侯的结局。

明代嘉靖年间，江南草长莺，柳长桃花。在通往江西的官道上，一个穿着蓝色衬衫和长袍的年轻人，背倚着一卷地图，不想欣赏美丽的风景，勉强掩饰自己的喜悦，以各种方式匆匆前行。

这张大约七英尺长的地图是由前王朝的道教地理学家朱思本精心绘制的。经过三年的寻找，这个年轻人终于在回家的路上从一个书商那里得到了它以示敬意。这种兴奋比皇帝选择他作为金色宫殿的新冠军的感觉更强烈。

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为第一是生活中“四大快乐事件”之一。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喜事还不如朱的图好。

这个叫罗鸿宪的年轻人当时26岁。

贵族家庭的公子迷恋这个地方。

罗红先生是江西省吉水县的一代又一代官员。他的父亲罗勋是军部的一名官员，负责挑选医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以勤奋和知识闻名。十几岁时，他学习天文学、地理学、法律、算术、阴阳。

1528年，24岁的罗鸿宪被父亲命令去北京参加考试。在路上，他遇到了黄罗村和贺山山，两个伟大的学者王阳明的弟子。经过一番交往，罗鸿宪对王守仁的敬仰分成了五份，他的名利之心一下子荡然无存。

然而，当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在家乡的父亲，表达他的愿望，崇拜王守仁作为一名教师，罗寻莲返回两封信，要求他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并把其他事情，否则他不会回家。

罗红贤形象(网络图)

罗鸿宪带着父亲的愿望参加了考试。在王座大厅，他表现出色，深受明朝世宗嘉靖皇帝的喜爱。他被选为科举考试的状元。这位官员给了翰林院编纂史书的任务。当罗鸿宪第一次进入官场时，他自然而然地投身于历史的修复。我不希望这次修订会给中国地图史带来一个好故事。

原来，罗鸿宪在“看地图、看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许多第一王朝的地图(当时称为“地图”)要么是不言自明的，要么是错误的，让人无法认同。"这样一幅地图如何能作为军事参考并传递给后代？"想到这里，他决定收集更准确的作品，重新编制国家地图。

那时，地图大多分散在人群中。很难找到正确的地图。幸运的是，我不必为此付钱。我在回家的路上得到了朱的地图。

经过仔细研究，罗鸿宪发现，与其他地图相比，朱的地图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坚持“有计划、有计划”的测绘方法，精度高；第二，系统使用图例符号，更直观和直观。同时，他还发现这幅画有两个明显的缺点:第一，它“太长太宽，不能卷起来”，很难印刷，也没有广泛流传；其次，图片中的州县部分相对稀疏，不便于当地使用。

传统的绘图规划方法。(网络图)

何不以朱的地图为蓝本，按计划的格式制作成册本地图册，大量印刷发行罗鸿宪这样认为。在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本厚厚的地图册，封面上写着“修订地图，罗鸿宪所写”...

想到这里，他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被降职回家专心画画

虽然这个想法很美，但要实现它并不容易。在官场上，不由自主。登基十多年的嘉靖皇帝对政府感到厌倦。他经常以生病为由拒绝去早朝，并不时让朝臣们去后宫玩游戏和四处游玩。在这种情况下，罗鸿宪不太可能愿意安心地研究地图，出去研究也不太理想。

1538年，罗鸿宪被提升为淳芳佐赞山(相当于一个顾问)。第二年冬天，他和他的同事唐顺之、赵世春一起讨论皇帝的病情，并要求王子在新年那天去寺庙接受皇室的问候。嘉靖皇帝认为罗鸿宪的三个儿子有不做仆人的心，就把他们打发走，送回老家。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罗鸿宪无官无势，身轻体轻，回到家中，隐居在士林洞。在寻求王阳明知识的同时，他研究了地图资料，并在有空的时候出去调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勘察祖国的山川，游览海上名胜，谈论每个人的名胜，羡慕……”

经过一年多的精编，罗鸿宪终于在1541年完成了以朱的《广图》为蓝本的地图集。从最初寻找地图到完成地图集花了十年时间。

广州地图的温州部分。(网络图)

许多创新被广泛传播。

《广舆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省级地图集，除明代行政区划总图外，还包括43幅地图:15幅两京地图，13幅行政区划(相当于省)地图，10幅北方边疆地图，3幅黄河地图，2幅海上交通地图，3幅安南、朝鲜和西部地区地图等。这种将省和地区划分成单元的创新方法可供后代借鉴。省地图的背面附有相应的演变、习俗、管辖范围和土地税的税收数字。据介绍，罗鸿宪在编制过程中还采用了先进的技术，省域定位精度高，山脉、海岸、居民区等要素的相对位置接近现代地图。

此外，罗鸿宪首创了24种新类型的传说，并创造了系统使用传说的测绘方法，使《广舆图》一目了然，易于理解和查阅。该地图集醒目地标出了长城、坟墓、桥梁和其他历史遗迹。它可以被描述为早期的旅游地图集。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广》第一版。(网络图)

事实证明，罗鸿宪对朱地图的改编是完全正确的。一方面，由于他在继承朱地图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所以他仍然可以看到朱地图的一些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作为明代最具影响力的地图作品之一，《广於菟》在明清时期出版了六次，流传甚广。第一版出版于1555年。这本地图集的影印本现在可以在加拿大的阿瑟港图书馆找到。1799年，嘉庆举人人张雪莲第六次出版了《光宇图》。目前，第六版地图主要收藏在前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美国华盛顿图书馆、日本东京图书馆等地。

《广於菟》出版后，明清地理学家对它非常重视。《黄明志方土》(清代陈祖寿所作)和《读书郁芳记》(清代顾祖禹所作)都是以此为基础而作。清代前期虽然引进了新的西洋地图，但影响主要集中在宫廷，民间绘画多以“广於菟”为体系。

附言

据说罗鸿宪自《光宇图》完成后，就隐居在他的家乡士林洞。他过着极其艰苦、简陋的生活，睡在石床上，喝着稀粥。在收到同事唐顺之和赵世春的来信后，他拒绝一个一个地返回岗位。罗鸿宪研究了王阳明的心学，直到1564年去世，他都没有忘记修改地图。

罗鸿宪隐居的石莲洞。(网络图)

与罗鸿宪晚年的默默无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於菟》对中国乃至世界地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张地图不仅指导了明清时期地图学的发展，为后世探讨中国地理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献，而且对世界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官场失意状元罗浪·洪宪十年来不辞辛苦地绘制中国最早的省级地图集是非常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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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明代罗鸿宪传。

2.论文《罗鸿宪对朱思本的继承和发展》由周建平、叶新建撰写。

武则天在位期间，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她破例提拔了许多下级人员。那时，不仅学者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员，而且那些写得好的人也可以成为官员。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向政府推荐自己成为官员。结果，许多有才能的人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但是许多无知的人和做了许多坏事的人混在了一起。

当时，满朝武文虽然知道这个情况，却不敢说一句话。他们都害怕激怒武则天，失去理智。霍家县(今河南省霍家县)只有一个小主簿(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敢写信给武则天汇报此事。他在信中说:“小人之不幸，君子之不幸。现在官员太多了，以至于在政府宴会、野外宴会以及公共和私人聚会上，穿红色衣服的官员(四到五件)比穿蓝色衣服的官员(六到九件)要多。现在地方官员也在变化，调动也太快了。它们像野草和浮萍一样来来去去。他们都报告说心态混乱，不知道去哪里工作。我希望将来陛下能规定任何一个当了不到三年的长官都不能被调职。同时，他们应该仔细检查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严格的奖惩。”纪念仪式后，武则天没有生气。相反，她非常感激。

武则天在重修的唐明经常处理这里的政务(网络图)

这位直言不讳的主要著作是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

刘知几·紫萱生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他的祖父和叔叔都在朝廷做过史官，而他的父亲刘赞奇在唐高宗当过御史。他擅长文字和篇章，在文学和历史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这些兄弟中，刘知几从小就很聪明，他的父亲对他期望很高。他刚满十岁，父亲就让他学《尚书》，这部书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因为这本书深奥难懂，年轻的刘知几学不会，经常挨打。

有一天，刘知几看到父亲给他的兄弟们讲《左传》，就放下《尚书》，偷偷跑去听。听了几次之后，他对《左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左传》中有许多生动的历史故事，如曹刿之争、卫懿公的善鹤、唇亡齿寒等。书中的人物不仅生动，而且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比我父亲强迫我读的《尚书》有趣得多。当他兴奋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他的功课，叹了口气说:“书就是这样，我能做什么呢？”没想到，这句话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父亲不禁心中一震。从此，他不再被迫学习《尚书》，而是应该学习《左传》。

由于勤奋，刘知几读完《左传》时只有12岁。然而，他并不满意。他还研究了《左传》的注释，阅读了许多著名的历史著作，如《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他逐渐扩大了阅读历史的范围。到他17岁的时候，他已经广泛研究了自汉代以来的各种历史书籍。通过刻苦钻研，刘知几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历史知识，而且对各种历史书的思想、叙事风格和写作特点也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他逐渐树立起自己的远大志向，觉得自己不仅能了解一些历史故事，还能探索历史的演变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与鲁庄公(网络图)

在阅读史书时，刘知几从来不盲目追随前代历史学家，总是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当时，许多人觉得他不应该反对大学的前辈，但他不这么认为。相反，它更注重独立思考，并立即记录新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知识变得越来越深刻。

公元680年，刘知几通过了进士考试，被任命为霍家县(今河南)的主簿。那时他只有20岁。虽然他知识渊博，但他不擅长处理官场上的奉承和奉承。此外，他有诚实坦率的性格，不愿意屈服，所以他没有赢得老板的好感。他在总部呆了19年。

早在北齐时期，祖师等人就写了一本名为《秀文寺考》的书。初唐时，高士廉等人在此基础上编撰了《司文姚博》。然而，武则天认为这两本书不够好，于是他命令人们编写一本名为《三教·珍珠与英语》的书。他想把佛教、道教、亲属、人名、郁芳等新内容加入“司文姚博”的范畴。为了编纂这本书，武则天想起了刘知几，他为自己写了一封感谢信，并以一种正直的态度讲了出来。

公元699年，武则天下令将刘知几从霍家郡调到定都府任仓曹，参与编写《三教·明珠·英伦》。大多数一起被选中的编辑和编辑都是从世界各地学到很多东西的人。这是刘知几第一次与全国著名学者合作。在两年多的写作过程中，他大大拓宽了视野，他的知识也被其他学者所知。

江苏徐州刘知几塑像(网络图)

在古代，皇帝总是派首相或大臣来监督史官的工作，以掩盖邪恶、宣扬善良和吹嘘自己。然而，缓刑监督官经常利用如何记录历史事件作为攻击政治对手的工具，并安排一些才华和道德低下但善于逢迎的人担任缓刑监督官。刘知几到北京做史官后，他很快发现很难发展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他经常不得不遵循一些陈腐的历史模式，甚至违背自己的意愿歪曲历史真相。刘志奇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对这种束缚感到非常痛苦。

十年后，刘知几再也受不了了，愤怒地写了辞职信。刘知几在信中尖锐批评了博物馆的不足，如资料不足、权贵干扰、监督控制、职责不清、鱼龙混杂等。刘志奇的话一针见血，得了三分，主管官员读了后都感到很惭愧。他们真的无言以对，但不愿放弃他的才华，所以他们扣留了他的辞职信，希望他能继续在博物馆工作。然而，一些无知的人非常讨厌刘知几。结果，他更加边缘化，处境更加困难。

刘知几在史馆里郁郁寡欢，无法展示自己的学识。他还担心将来没有人能理解他。他利用下班时间躲在家里，开始偷偷给斯通写信。他花了几年时间才在公元710年完成这本书。

《石头》内页(网络图)

起初，当他写这本书时，有些人嘲笑他是个傻瓜。他的写作完成后，由于他在书中赞扬和批评了许多古今人物和史书，他也招致了许多诽谤和指责。只有一个叫徐健的单身汉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并且悲伤地说:“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应该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刘知几在《史通》中写道，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三种能力:历史能力、史学能力和历史知识。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有正确的写作观点、观点和笔调。只有具有历史才能的人，才有能力编纂历史书和叙述历史事件。只有通过史学才能掌握丰富的史料，获得渊博的知识。他提出的三个标准不仅对当时的人们有深刻的见解，而且被未来的历史学家所认可和发展。

由于刘知几长期从事史学工作，他强烈地感受到官修制度对史学思想的束缚，并提出了史学家应该独立思考、书写历史的观点。他认为直截了当的写作象征着历史学家的正直，是历史学家最有价值的道德表达。他还称赞那些敢于在历史上直抒胸臆的历史学家是“烈士”。他还认为，官方历史学家说了实话，带来了灾难，但说了谎，什么也没发生。因此，迫使官方历史学家说谎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统治者。

《史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批评形成了一个比较大规模、比较全面的理论体系。后人不断从史通那里汲取营养，促进了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尽管刘知几的一生是苦闷和失意的，《石头记》为他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某重点高校的就业指导课上，老师教学生怎么给领导开电梯：坐电梯是有讲究的，最大的领导应站在靠里面的位置，旁边是第二领导，地位最低的应该站门口负责开关电梯。此外，记者发现，在广西、湖北、福建等地一些大学开设的人际关系、社交礼仪等校级选修课上，也有涉及如何跟领导相处的教学内容引起争议。下面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官场上的礼仪，希望能够帮到你哦!

关于官场上的礼仪

进个电梯也要分一二三等，这到底是礼仪还是陋习呢?当然是陋习。在官场上，类似的陋习可谓比比皆是。何止是进电梯呢，哪怕是坐个车、检查工作时谁走前边谁走后边等等都有不成文的规矩在。尤其是开会的时候，给领导们“排座次”可是个大学问，谁该坐哪里就必须坐哪里，绝不能有丝毫差错。

这些官场陋习好不好?既然是陋习，当然不好。一方面，这些做法非常无聊，都属于是形式主义上的东西，对提高工作品质毫无益处;另一方面，还助长了“官本位”思想和等级观念，影响了工作风气，败坏了政府形象。平时总热衷于搞这些庸俗东西的官员，肯定不是称职的“公仆”。

既然陋习不好，为何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高等学府将其当作“秘笈”、“宝典”煞有介事地传授给学生?环境使然，现实使然。有句话叫作“态度决定一切”，在很多地方的官场上，其实是“领导的态度决定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就以人员任免为例，虽说有着一整套的“程式”，但不少单位基本上还是领导一句话的事儿，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至于那些个“程式”，或沦为摆设，或异化为将领导意图“合法化”的工具。在这样的现实环境面前，你敢不唯领导马首是瞻吗?你敢不将陋习当作“金科玉律”吗?你不服不行啊!

“怎么给领导开电梯”这类“官场礼仪”就像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多数人都对陋习和潜规则表现得深恶痛绝，提起来就义愤填膺，可真轮到了自己，不知不觉还是要“按规矩办”。就拿臭名昭著的“官本位”来说吧，现在很多人表面上都痛斥“官本位”不好，都信誓旦旦地声称成功的路有千万条，但聪明人其实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的：说“官本位”不好那都是哄你哩。干啥也没有当官舒坦，干啥都没有当官来钱快。越是说“官本位”不好的人，说不定就越是官迷。他们之所以要往“官本位”上泼脏水，无非是试图把水搅浑，如此一来竞争对手不就少了很多嘛，人家不就可以一家子世代为仆(公仆)了嘛……由此看来，一些大学开设“官场礼仪”课，倒确实是为了学生好、确实是“负责任”的体现呢。

“官场礼仪”这种臭豆腐该不该唾弃?当然该唾弃。但仅仅唾弃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彻底肃清“官本位”和特权思想的流毒，如果不能彻底改变当前社会运行机制中的种种不公，如果不能加大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官场礼仪”必将长期存在，甚至还会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不仅要让臭豆腐闻起来臭，还要让它吃起来更臭，吃这玩意儿的人才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