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

卢沟桥事变发生在1937年7月7日夜。又称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扩展资料：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全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因此重新焕发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力量。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历史意义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拉开了我国全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序幕，同时也表明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亚洲战场的开端。

大家对于七七卢沟桥事变了解多少呢?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间是1937年7月7日，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简介_七七卢沟桥事变背景，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7月31日)，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7日，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1937年，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随即爆发。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一个士兵失踪借口，要进入北平(今天的北京市)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吉星文团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突发，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牯岭。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7日上午，一身戎装的蒋介石面对100多名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我们已快要临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人世悲惨之境地，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士抗战之责任，皆因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四万万同胞要求抵御外侮的呼声终于有了回音。

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头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当晚8点钟，日寇突然向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自卫，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了。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一个士兵失踪借口，要进入北平(今天的北京市)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吉星文团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1937年，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随即爆发。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这么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因为卢沟桥事变事件是1937年7月7日。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卢沟桥事变的资料简介，一起来看一下吧。

卢沟桥事变简介

79年前的今天：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自1874年出兵台湾开始，日本发动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战争。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阴谋将魔爪伸向华北，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桥。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

起因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头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当晚8点钟，日寇突然向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自卫，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了。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一个士兵失踪借口，要进入北平(今天的北京市)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吉星文团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1937年，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随即爆发。

宛平城外的卢沟桥一声枪响，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更是民族精神新的起点。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七七事变的背景知识。

1、七七事变的地理背景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于是，日军攻击驻军地，中国军队在卢沟桥进行抵抗，开启了日中战争的序幕。

2、七七事变的政治背景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大陆政策”。20世纪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扩大对华攻击，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大战后，日本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北发动袭击，才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希望能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3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随即于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7月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

3、七七事变的历史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的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哪一天？下面小编来告诉你。

七七事变经过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晚10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 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见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时间：1937年7月7日—7月31日

简介：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7月31日)，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7日，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夜间日本军队以有己方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调查。遭到中华民国拒绝后，日本军队于7月8日凌晨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华民国国军抵抗。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余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开始的标志，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也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区域战事的起始。

七七事变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说到日本，小编觉得很多思想比较封建的人会认为日本非常坏，简直就是深恶痛绝，有这样想法的人其实也是有理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毕竟在中国古代，日本在中国这片领土上大量的烧杀抢掠，给中国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当然了，在当时，日本总是肆意的挑起事情，于是借机便发起战争，著名的九一八事变中国割让大部分领土，当时日本发起九一八事变后过了许久又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什么没有乘胜追击直接发起战争呢?具体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原因!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东三省开始，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后，他们一直在耗，直到今天仍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张学良的西安事变，蒋介石的反日情绪提不起来，日本仍然会在中国耗下去，而不会选择全面侵华。

当时的全球经济都处在衰退时期，西方的国家也是自己顾自己，而日本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一个小岛国，资源匮乏，此时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侵略，所以他们对入侵日本做了非常严格的部署，着实是有备而来。

而此时的美国很聪明他们想从这场战争中捞到好处，而日本也需要美国的支持，所以美国一直为日本提供资源，也因此“发家致富”，而另一边的英国其实也是旁观者的角色，只要日本不侵犯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还有一个大国就是苏联，当时的苏联可以说是自顾不暇，而且日本从心里就不怕他们。

但是战争是战争，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他们的第一位就是自己的利益，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只有利益可言，这一点日本在后来也深刻的体会到了，日本取得了东三省之后，他们已经是深陷战争泥潭了，之后的六年他们一直都是在中国“耗时间”。

那么他们当时到底能不能拿下中国呢?其实未必，日本是个岛国，和中国是没法比的，如果直接吞掉就会消化不了，而且他们未必能吞掉，日本的人口就是他们的硬伤，常年的战争已经使他们的人口急剧下降，到后来女人也直接被拉上了战场，要么就是做“后备”。

清政府的腐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正因为他们腐败他们留下了一样东西就是“人口”，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决定暂时不能扩大中国战场。但是此时的关东军耐不住了。

这一天，日本天皇得到一份秘密情报，情报中之处，关东军私自行动，日本天皇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气愤，直接掀翻了桌子，他开始对关东军的忠诚表示怀疑，随后他下旨停止对中国的一切作战计划。而且日本人也怕关东军造反，关东军对他们在中国的战局有很大影响。

而此时日本的停止作战让中国喘了一口大气，这中间的数年来，日本都在制定详细的方针计划，但是此时的中国已经醒了，而且也开始变强了，而日本此时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起初他们的战局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场战争拖入了众多国家，日本已经深陷泥潭，他们的失败也就此宣布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在沈阳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摆放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九·一八事变的介绍

九·一八事变又叫做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战争，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九·一八事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九·一八”事变炸弹碑为文化旅游景点。

“九·一八”事变炸弹碑

“九·一八”事变炸弹碑位于于洪区陵东乡柳条湖望花立交桥北侧。碑西于洪区

侧为长大铁路，东为公路，向北就是当年的北大营。在铁路东侧，原日本关东军曾树立木制标牌，竖书“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支那兵线路爆破地点”字样，1938年日本又重建了这个炸弹形水泥纪念物，上面为炸弹尾翼形碑身高5米，下面基座为梯形平台，上镶嵌横书“爆破地点”四字。并在北大营内建立了战绩纪念馆和战绩纪念碑。从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湖铁路爆破地点到攻占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所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现场。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策划和周密预谋的重大侵华事件，是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开始。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将其所侵占的“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一段路轨自行炸毁，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驻军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中国驻军在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撤至关内。至1932年3月间，辽、吉、黑，热四省全境沦陷，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的殖民地，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东北地区沦陷了14年。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炫耀他们的所谓“赫赫战功”，建立了这个炸弹型水泥纪念碑。如今，它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罪证。

解放后，沈阳人民已将该碑推倒，仍陈列在原址。1985年2月，此碑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夜，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图片，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卢沟桥事变简介

日本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

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无奈还击。这便掀开了日中战争的序幕。中国守军和日军在卢沟桥激战，日本派大批援军，向天津北京大举进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战死。7月，天津沦陷。

卢沟桥事变历史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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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历史意义及价值

“卢沟桥事变”，以及由此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传统中国转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之道。但在更宽泛的空间里观察，它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

改变曾经的忍让与退缩，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担当所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对到访的孙科坦言：“我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稍后，日本关东军擅自出动数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作战，接连两次发动攻势，均遭失败。这意味着，当日本陆军兵力深陷中国战场时，无法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导致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各行其是，毫无战略配合。1938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电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

中国的选择，一个弱国的抗争，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命运，改变的是全球性格局。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的应战”，其作用，中国方面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对中国的抗战意志，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张：“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联合阵线。”而此际由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向国内发回的报告认为：“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

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三年，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四年后，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四年半，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德国与意大利轴心国的侵略野心，由日本进占东三省与华北开始，最终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战“遗产”。同时，中国亦被此次大战深刻改变。徐中约评论：“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动关系里的崭新面貌，开始于1937年——“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卢沟桥事变相关

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开始的标志，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也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区域战事的起始。下面是小编带给大家的关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经过、意义以及历史价值介绍，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卢沟桥事变历史价值

“卢沟桥事变”，以及由此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传统中国转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之道。但在更宽泛的空间里观察，它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

改变曾经的忍让与退缩，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担当所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对到访的孙科坦言：“我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稍后，日本关东军擅自出动数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作战，接连两次发动攻势，均遭失败。这意味着，当日本陆军兵力深陷中国战场时，无法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导致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各行其是，毫无战略配合。1938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电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

中国的选择，一个弱国的抗争，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命运，改变的是全球性格局。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的应战”，其作用，中国方面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对中国的抗战意志，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张：“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联合阵线。”而此际由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向国内发回的报告认为：“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

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三年，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四年后，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四年半，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德国与意大利轴心国的侵略野心，由日本进占东三省与华北开始，最终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战“遗产”。同时，中国亦被此次大战深刻改变。徐中约评论：“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动关系里的崭新面貌，开始于1937年——“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七七卢沟桥事变相关

2卢沟桥事变历史意义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般史论的重点，在于研究这一“偶发事件”为何演变成中日两国全面的长时间的战争状态。以“事件”之因，来探求战争之果，如此短促的逻辑结构——显微镜般的考察，事件“事实”越清晰，其在历史进程里的意义却可能越模糊。“卢沟桥事变”，何尝不是一系列前因之结果，作为一种转折性的因素，它又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此，才是正当的历史观。因而，时至今日，当我们有条件以相对丰富的史实为基础，可以拉开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大的空间，在中国自身现代化过程与全球性格局的互动关系里，重新审视这一事件的价值，我们的结论，当然不同。

领导以北伐为标志的国民革命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需要解决两大结构性矛盾：对内求国家统一，对外求民族平等——这实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家性难题。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的选择是：对内继续消灭反侧，对外暂时忍耐待时。亦即“先安内，后攘外”。这一道路，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的评论是：“在步骤上亦自言之成理，岂奈为势所不许可。”

所谓“势所不许可”，以中日两国关系观察，“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失去东三省，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的历史复盘：日本执政当局亦有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之别，当时国民政府虽无能力全面对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于日本当局，遂使军人集团气焰日彰。其结果，军人集团一路狂飙，演进至“卢沟桥事变”之时，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扩张之心侵略之行，再无国内的制衡之力。内外之间，略有闪失，稍微失衡，后果便难以收拾。

“九一八事变”，以及东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如果说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亦即传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国家，其特殊之处，按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所论：近代中国一切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现代化转型之际，中国与现代化先发国家——“中国/列强(帝国主义)”的矛盾，才是我们理解晚清以及民国，甚至当代中国核心性与结构性矛盾之一。自鸦片战争开始，其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海战，无不是传统中国“忍无可忍”之下被动而仓促的应战。也差不多无有例外，每次对抗外侮，都伴随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动荡。第二次鸦片战争，甚至内(对抗太平天国)外两场战争，由此导致的国内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战，结果显现：“李合肥一人对一国。”(梁启超语)中国内部的糜烂，已无能力以一国之力应对外侮。这当然悲哀，却是事实，亦是传统中国结构性矛盾之必然。#p#副标题#e#

对抗外侮，已无动员并组织一国之能力，清亡，没有意外。1911年，辛亥革命后，如何在列强压迫下，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便是当政者历史性的挑战。

北伐的成功，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十年民国，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稍有现代化气象。这是最近被广泛注意的所谓“民国范”。但是，我们稍稍认真观察一下当时中国整体性格局，情绪将截然相反——1928年，甘肃回教的马家军，反抗冯玉祥，双方肆行屠杀，汉人、回民死伤20万人;1930年，冯玉祥反蒋失败，退出西北，甘肃、宁夏、青海成为回教军人的天下;1934年，拥兵3万、反复无常的孙殿英自察哈尔经绥远进攻宁夏，回军拒之于前……西北中国，并无宁日。而东南沿海，1932年，广东有陈济棠与粤海舰队之战，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与据有胶东的师长刘珍年之战。西南地区，军阀割据的四川，刘文辉、刘湘、邓锡侯与田颂尧，民国以来，大小战争多达480余次。

中国的统一，徒有其表。民国范儿，其实可怜。1931年，正忙于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并应对两广军事的蒋介石，遭遇了“九一八事变”。外患未因内乱而不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历史学家徐中约论述，“日本人三次，1912、1916、1928年策划挑唆‘满蒙自治运动’归于失败之后，这种观念却越演越烈”。

1931年，长江、准河以及大运河水灾肆虐，致使中部10个省份14万人被淹死，25万人流离失所。而同时，中国又深陷内部动荡与局部冲突。日本关东军精心选择这一时刻，完成了对沈阳的占据，随即又在百天之内，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占领。与历次外侮不同，此次事件，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来源。

“九一八事变”作为一种转折，中国结构性的内外矛盾由此转换，外侮——对中华民族生存的挑战，上升为最主要矛盾。“攘外必先安内”，当然不再正当。但是，东三省虽为日本人所据，而这一政策却仍在运行中，没有更张之意。因而，“九一八事变”许多复盘与推演，完全放弃抵抗而导致日本军人集团势力的全盘领先，便是结果之一。

就日本的侵略逻辑而论，6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亦将可能重蹈东三省旧途。据有华北，日本往南可以推进到华东与华中，并进占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往北可以夺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直至贝加尔湖——苏联的大部分国土。而这一套战略逻辑，之于中国，蒋介石当然意识到其间深刻的国家危机。在当年7月17日的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他说道：“我们的东四省(当时行政区划为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只是，内部如此糜烂的中国，能够动员全国之力以抗日寇吗?1937年，这个国家到了必须回应这一挑战的关键时刻。应对此次危机的庐山会议发出了明确而响亮的声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一个月后，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我们拉开时间的距离，前溯至1840年，自鸦片战争始，接近100年后，中国的历史揭开新的面貌——“卢沟桥事变”后，这个国家整体性的被动情势，由此改变。“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这当然不是实力比较的计算所能得出的结果，这是一个民族到了最后关头必需的选择。历史自有逻辑，统一的独立的中国的建立，亦即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需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需要经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复杂格局并最终打垮日本，中国才能开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创建之路。

3卢沟桥事变简介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这么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因为卢沟桥事变事件是1937年7月7日。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七七事变发生，事件的发生标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 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对北平虎视眈眈。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 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

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抗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日军挑起的七七事变带来了中国长达八年的浴血抗战……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7日，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日本军队于7月8日凌晨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华民国国军抵抗。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余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下面是小编带给大家的关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资料，欢迎阅读!

1卢沟桥事变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p#副标题#e#

2卢沟桥事变时间：1937年7月7日—7月31日

日本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

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无奈还击。这便掀开了日中战争的序幕。中国守军和日军在卢沟桥激战，日本派大批援军，向天津北京大举进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战死。7月，天津沦陷。

3卢沟桥事变历年纪念

198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50周年之际，坐落于全民族抗战爆发地——北京卢沟桥畔的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

1997年7月7日，纪念馆二期工程竣工，江泽民亲笔题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史育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振兴祖国。”

2005年7月7日，在纪念馆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纪念活动——《伟大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开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李长春、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主持开幕式，开幕式有2000人参加。现场伴随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乐曲声，60发红色信号弹射向天空，3000羽和平鸽飞上蓝天。

2007年，抗战馆在当年的7月7日举行了千人大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0周年，同时举办《难忘七七珍爱和平》史料展。与之相配合，抗战馆推出了一枚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0周年的纪念封。由抗战馆参与的纪念抗战历史书籍——《北京抗战遗存》和《抗战家书》在京首发。

2012年，恰逢全民族抗战爆发75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中国音乐家协会爱乐乐团共同举办了主题音乐会。

2014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77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在2014年7月7日上午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

4卢沟桥事变历史意义及价值

“卢沟桥事变”，以及由此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传统中国转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之道。但在更宽泛的空间里观察，它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

改变曾经的忍让与退缩，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担当所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对到访的孙科坦言：“我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稍后，日本关东军擅自出动数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作战，接连两次发动攻势，均遭失败。这意味着，当日本陆军兵力深陷中国战场时，无法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导致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各行其是，毫无战略配合。1938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电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

中国的选择，一个弱国的抗争，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命运，改变的是全球性格局。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的应战”，其作用，中国方面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对中国的抗战意志，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张：“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联合阵线。”而此际由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向国内发回的报告认为：“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

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三年，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四年后，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四年半，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德国与意大利轴心国的侵略野心，由日本进占东三省与华北开始，最终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战“遗产”。同时，中国亦被此次大战深刻改变。徐中约评论：“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动关系里的崭新面貌，开始于1937年——“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附录：1937年7月大事年表

7月7日

日本中国驻屯军在未通知中国北平当局的情况下，在国民革命军驻地附近龙王庙大瓦窑之间进行军事演习。入夜后，日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冀察当局，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国军拒绝此一要求，但为防止事态扩大，派出河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三人，与日方代表缨井、日军补给官寺平、秘书齐藤三人前往调查，但日军于晚上八点左右开始炮击卢沟桥。

7月8日

凌晨5:30左右，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步、炮兵400多人，开始发动攻击。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要求蒋介石尽快履行西安事变时的承诺。下午，日军向城内中国守军猛攻。国军第29军37师109旅219团(团长吉星文)奋起还击。

7月9日

双方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仅两个小时，日军又开始炮击宛平城，双方达成协议退至永定河两岸，国军开始退兵，但日军却按兵不动。

7月10日

日本撕毁9日的协定，重提三点协定，要求29军道歉，日军四次挑起战事，

又四次进行谈判。

7月11日

双方签订秦德纯松井协定。然而日本近卫内阁已经决定向华北增兵。

7月12日

独立混成第11旅团，从古北口出发。

7月13日

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从公主岭出发。

7月17日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宣布守土抗战的决心。宋哲元到天津与日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谈判停战。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到达指定地区。朝鲜军第20师团从朝鲜龙山出发。

7月18日

朝鲜军第20师团到达预定地区。

7月19日

宋哲元两手空空回到北平。独立混成第11旅团抵达指定地区。以18日日军侦察机遭射击为借口，22时发表声明要求日军得自由行动，撤去37师，并取缔排日运动，23时29军张自忠、张允荣签字同意。

7月20日

虽日本中国驻屯军所属部队集结于密云、高丽营、天津和北平附近地区，宋哲元以19日秘密协定下令37师向西苑集结。第29军令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另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日军却突然炮击宛平县、长辛店，致使遭受损伤，吉星文亦负伤。

7月21日

37师集结完毕。

7月22日

37师开始撤退。

7月25日

日军在天津塘沽港卸下大批军用品，用40辆车日夜不停向丰台运送，此时，华北日军共集结了十万多人。随即，日军20师团77联队11中队侵入廊坊(38师113旅226团驻地)。

7月26日

廊坊沦陷，守军退至通州，下午，日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9军撤出。19时，日军第一大队乘车经广安门向北平城内开进，受到守军阻击。

7月27日

发现和平无望的宋哲元，拒绝日军一切要求，急令29军各部集结平津一带，派人星夜赴保定，催促孙连仲北上支援，日军参谋总长下达武力占领平津的命令。日军对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的第29军驻军袭击。守军分别退至南苑及北苑。

7月28日

8时，日军在军司令香月清司指挥下向北平地区第29军发动总攻。

主攻为第20师团，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驻守南苑的第29军特务旅、第38师第114旅、骑兵第九师等部发起攻击。南苑守军在日军攻击之下，指挥失灵，各自为战。位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前进到大红门地区，切断南苑到城内的道路，阻击向城内撤退的第29军，战至13时，南苑陷落，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殉国，此时，第29军第37师一部向丰台日军发动攻击，被日军增援部队击退。后，日军独立混成旅攻占清河镇。该地守军冀北保安部队第2旅退守黄寺。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下午，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于当日晚离北平赴保定。第37师奉令向保定撤退。

7月29日

8时，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击北苑和黄寺。黄寺守军冀北保安部队战至18时撤退。北苑守军独立第39旅退至古城。战后又回到北苑。北京城内独立27旅改编为保安队维持治安。驻防天津的29军38师部队，凌晨主动向日军进攻，攻占天津总站日军驻地，并向驻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和东局子飞机场攻击。开始时较为顺利，后在日军飞机大炮反击之下，15时开始撤退，天津陷落。

7月30日

驻通县伪冀混成第1旅团进占长辛店西面高地。

7月31日

独立39旅被解除武装。驻屯旅团占领大灰厂附近地区。改编为保安队的独立27旅突围到察哈尔回归143师序列。此时平津完全沦陷。

七七卢沟桥事变相关

6卢沟桥事变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7卢沟桥事变经过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晚10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 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见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凌晨， 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逃跑)。

1937年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下面是小编带给大家的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资料，欢迎阅读!

卢沟桥事变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卢沟桥事变的历史意义及价值

“卢沟桥事变”，以及由此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传统中国转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之道。但在更宽泛的空间里观察，它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

改变曾经的忍让与退缩，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担当所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对到访的孙科坦言：“我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稍后，日本关东军擅自出动数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作战，接连两次发动攻势，均遭失败。这意味着，当日本陆军兵力深陷中国战场时，无法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导致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各行其是，毫无战略配合。1938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电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

中国的选择，一个弱国的抗争，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命运，改变的是全球性格局。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的应战”，其作用，中国方面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对中国的抗战意志，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张：“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联合阵线。”而此际由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向国内发回的报告认为：“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

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三年，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四年后，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四年半，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德国与意大利轴心国的侵略野心，由日本进占东三省与华北开始，最终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战“遗产”。同时，中国亦被此次大战深刻改变。徐中约评论：“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动关系里的崭新面貌，开始于1937年——“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卢沟桥事变相关

卢沟桥事变的经过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晚10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 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见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凌晨， 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逃跑)。

1937年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卢沟桥事变的地理背景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于是，日军攻击驻军地，中国军队在卢沟桥进行抵抗，开启了日中战争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简介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七七事变发生，事件的发生标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 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对北平虎视眈眈。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 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

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抗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日军挑起的七七事变带来了中国长达八年的浴血抗战……

卢沟桥事变的政治背景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大陆政策”。

20世纪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扩大对华攻击，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大战后，日本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北发动袭击，才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希望能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p#副标题#e#

迄今为止，人们不仅在过去长期存在争议的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是否主张抗战的问题上，已经很少歧异。下面，小编来为你介绍七七事变的论文：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

1、如意算盘：以进为退，局部解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次日得到确报。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蒋决定和战的关键之点。但是，经历过1935年那场心惊肉跳的华北事变之后，平津地区发生过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蒋已多少有些见惯不怪，故一时间亦未感到特别紧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在蒋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基于1936年蒋自己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 蒋介石1936年7月10日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就“最后关头”这一表述所做的解释为：“从去年(指1935年——引者)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因此，他不能不开始考虑要不要应战的问题。问题是，“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注意到蒋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可推知蒋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

日本这时驻屯华北的军队，仅为混成第四旅团6000人，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这正是蒋估计日本当不至有计划借机对华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因为长期以来对导致中央军势力退出河北平津地区的何梅协定感到不满，蒋也正想利用这一机会使中央军重回河北地区。因此，既是为表明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也是为中央军重回河北制造理由，蒋在事变发生后，几乎马上就下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及中央军李仙洲的第二十一、关麟征的第二十五等6个师的部队动员并北上。

7月10、11两日，蒋介石接连得到消息称，日本关东军态度强硬，并已增兵关内;日本天皇亦从外地赶回东京，日本内阁也有增兵华北计划。对此，蒋仍不予置信。他相信，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在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蒋介石依旧坚持强硬态度，非进兵河北不可。当有传言说宋哲元意欲妥协时，蒋当即电告宋称：“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而得知宋哲元有意阻止中央军入冀，蒋更是怒不可遏，大发脾气。

为宣示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蒋介石在事变后不久即要求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书。然而，和蒋介石的估计不同，外交部，乃至军政各部的态度却相当谨慎。他们研究甚久，均觉难以着笔。他们报告给蒋的理由是：“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

蒋介石此时考虑问题的重点，仍不在和战，而在乘此机会能使中国重新立于更主动的地位。因此，他对宋哲元的态度尤为不满。但对于实际上处于割据地位，又有日本人参与其间的这种地方实力派人物，蒋除反复去电劝阻其不要妥协外，也别无他法。因此，以中央政府的姿态表明立场，自居掌控一切之地位，在蒋看来十分重要。

7月16日，蒋介石召集专门会议，讨论发表宣言的问题。对此宣言可能的利弊影响，蒋的估计是：倭寇一贯使用不战而屈之伎俩，观卢案发动已10日彼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可知其无意激战。且即使倭寇准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倭王，或可转危为安，是较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故他断定：我表决心之宣言发表“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换言之，蒋介石的这篇谈话稿，实际上并不是用来对自己人讲的，倒是主要用来说给世人，尤其是说给日本人听的。要让日本人明白，真打起来，中国人是会拼命的，对日本不会有任何好处。

据此，蒋介石在7月17日拟定的庐山谈话稿中声称：基于东北四省的经验和塘沽协定后的教训，我们已退无可退。“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是，“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庐山谈话稿拟定后，各方意见纷纭。国民党内以及国内各民众团体态度激昂，纷纷主战。军政部与外交部会商结果，则一致表示慎重，强调绝交宣战于中国不利。驻日武官则数电表示，日本近卫首相决“谋和平”，并派有密使来华，请求切勿使事件扩大，演成大战。正在英国争取借款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也径直电告蒋介石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相当把握，似宜从长考虑。以国际情形论，难望任何国家切实助我，在美与儒堂兄费尽唇舌，仅得美国口惠;英国态度则仍欲于不可能中求得调解人;俄则似不愿单独冒险出发，可知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也。”军事中枢之众多将领更反复申言战争准备不及，称：“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指宋哲元——引者)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驻华大使及武官也先后发出警告，要求中方撤回增援部队。为此，就连蒋最为倚重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也力主“应谋和平”，并怂恿各部长从旁向蒋进言。军令部长徐永昌在蒋从庐山回到南京当日即面告蒋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德国以强以战而遭列强之压迫，以忍以不战而得今日之复兴，是皆在吾人之努力如何耳。”

对于方方面面的意见，蒋介石自然不能不予考虑。但这时平津日军虽然时有动作，却因增援未到，尚未展开大规模进攻。因日军始终不敢大举侵略，因此蒋更信日本准备未足，非及时显示强硬态度，以影响日本当局和战心理不可。故蒋仍旧力排众议，决定以“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为题，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其抛出谈话稿的头天晚上还信心十足地在日记里写道：“人人以为可危阻，不欲发，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p#副标题#e#

当然，蒋介石这时对卢案只想局部解决，并不想引发大战。因此，他深知言论行动的拿捏分寸非常关键。而他对发布此一强硬谈话的后果却毫无把握，内心里自然不免惴惴不安。谈话见报当天，蒋即在日记中颇为紧张地猜测：“余宣布应战谈话后，彼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今明两日之态度如何。”次日早晨，因无异常消息，蒋心情即稍舒缓，又在日记中半猜测半自得地写道：“倭寇之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以精神战胜者，可得十之八。”

7月20日，蒋介石庐山谈话公开发表，国人反响强烈。而日方却照样增兵不已，毫无妥协迹象。一连几天下来，蒋反而沉不住气了。

22日晚，南京方面了解到，宋哲元、秦德纯还在11日即已与日方达成过一个停战协定，即规定第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责任者;中方撤退卢沟桥周围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中方并保证取缔蓝衣社及一切抗日团体。23日一早，蒋就专门召集会议，出示宋哲元昨日发来之停战协定三条，请与会者讨论。会议最后决定通知宋哲元：“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

就在几天前，蒋介石还反复去电宋哲元，严令宋不得擅自妥协，强调“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两三天前他还不顾军事将领的种种质疑，公开发表强硬声明，这时却突然赞同示弱，这更加显示蒋的强硬实在只是一种唬人的手段。

显而易见，蒋这时正处于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之中。基于前车之鉴，蒋相信，妥协必定会带来比几年前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更大的屈辱和困扰。但强硬，中国又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蒋所以冒险硬一下，其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与其妥协退让更不得安宁，不如干脆硬一下，看看能否逼得同样准备不足的日方做出让步。让蒋意想不到的是，日本虽无全面开战的计划和准备，却还是很快集中起10个陆军师团大举增兵中国华北，大有强行夺取华北数省之势。注意到大战危险临近，蒋介石到底还是不能不向后退缩了。他虽然明知宋哲元这个过了十几天的妥协条件未必还有什么效力，却像面临没顶之灾的落水者那样，还是幻想这根稻草可能将平津危局缓和下来。蒋介石甚至还为自己的这一后退设想了一番堂而皇之的道理，即“民国廿四年七月，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人皆忧惶，一若第二伪满即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谁知今日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之一日，此相隔两年时间耳，若再加我两年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朝鲜亦必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

蒋之转向妥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23日以来平津“倭寇求战更急，形势险恶甚矣”的观察。因据驻日总领事报告，日本除留本土5个师团和留朝鲜1个师团外，其他本土7个师团和在满洲的3个师团，均向华北出动。一旦如此庞大的兵力齐集河北平津，战争势难避免。再加上平津日军此时行动规模明显扩大，故24日午后蒋紧急召见徐永昌，告以“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吾人准备务于一星期内完成云云”。蒋“并手令若干条”，令徐当即办理。此一情况说明，蒋这时对和平解决卢案的前途已基本绝望。因此，他电告孔祥熙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中央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余地矣”。故“如英法借款一时不易成，就请兄即飞回国”。

果然，26日以后，平津形势急剧恶化，增援到位的日军开始了大举进攻。一连几天，坏消息接踵而至，蒋介石焦心如焚。29日，得知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天津亦在日机轰炸下行将失守，蒋不禁大呼“可悲孰甚!”并因此痛下决心，重定战斗序列，准备声明武装自卫，同时亦开始改变对共产党苏联的高度戒备心理，紧急部署联俄外交。用蒋自己的话来说，这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这一着真能够对日本有所牵制，也就达成目的了。

2事变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一寸山河一寸血",号召全民抗战

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的决策过程，在相当多研究抗日战争的论文论著中均有叙述和研究。围绕着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事变后在和战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以及事变后由北到南的军事战略的变动，海内外学者间也有过很多讨论。迄今为止，人们不仅在过去长期存在争议的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是否主张抗战的问题上，已经很少歧异，而且除少数学者对蒋发动淞沪作战的意图和效果持否定怀疑态度外，多数学者还对蒋的这一决策给予了高度评价。

本文无意挑战或商榷已有的任何观点。在基本肯定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仅试图较多地根据蒋介石相关日记的片断，来尝试重建事变发生后，蒋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局势，以及纷至沓来、矛盾冲突的种种信息与意见面前，如何于进退维谷之间，时而主和，时而主战的尴尬场景。显然，以往的研究较多地注意到的是蒋介石选择和战的结果，而非其过程。问题是，太过注意结果，人们很容易围绕着事变发生后几个月时间里蒋的这样或那样的言论各持己见，却忽视了事件、局势变动以及受此影响的蒋介石认识过程的渐进性。而这种做法又势必会因无视当时形势乃至蒋所面临选择的极端复杂性，使我们的判断容易简单和武断。因此，不论蒋经历这一过程后最终走向抗战给他和整个国家带来的结果如何，作为一国统帅，在当时条件下绞尽脑汁、担惊受怕，以至焦头烂额的决策经历，也许比他最终选择了什么，还更值得研究历史者给予关注。

3、性格使然：“与其坐待而亡，何如死中逃生”

进入1937年8月下旬，日本增援部队陆续抵沪，并于23、24日大举在浏河、川沙口、张华浜等处登陆，上海战场的形势迅速开始发生逆转。检阅战报时，蒋介石常常怒火中烧，对负责第三战区的陈诚和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颇多斥责和痛骂。其忽而痛斥“张治中指挥无能”，忽而指责何应钦用人不当，忽而大骂空军主将“愚劣怯懦”，且常常发起脾气来“责骂(下属)不留余地”。

随着淞沪抗战渐入危局，国民党内主和的声音再度高涨起来，但蒋倔犟依然，丝毫不为所动。向以军人为自傲的蒋介石，绝不愿做城下之盟，任人宰割，故再三强调：时至今日，“除牺牲到底外，再无其他出路”，中国“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他尖锐批评“主和之见乃书生误国之见”，并声称对此种言论“应竭力制止之”。

妥协既不可能，军事上又无胜算，蒋介石这时自然更加看重外交干预的可能性了。虽然各国无意介入中日战争，蒋还是在暗中设想派宋美龄赴苏，派胡适赴美，派蒋百里赴德、意，采取主动，或可促进各国政府出面干预。只是，人尚未如期派出，中国军队在上海的阵地已数处被日军突破，弄得蒋一日数惊，遑遑不能终日。其虽一再为自己打气称：“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但他已经不能不开始考虑张发奎等将领的提议了。此前，张发奎主张，沪战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而蒋则力主：“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 余子道前引文。这时，蒋介石也开始在暗自思忖：“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抵抗乎?”

9月23日，上海罗店守军在日军反复进攻下发生溃退，蒋介石终于决心部署撤退了。虽然他注意到部队仍有一定战斗力，相信“沪战尚可相持”，但他已经意识到继续坚持上海抗战并不能造成国际干预和日本让步的局面了。27日，蒋介石开始研究如何转换战略方向的问题：是“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呢，还是集中主力“击其一点”好呢?或是利用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督促山西方面主动出击，使敌被迫分兵好呢?抑或现在就采取“持久”战略好呢?思来想去，蒋并未能提出十分明确的军事战略。当然，蒋始终不能忘怀他发动淞沪抗战的初衷，即以夷制夷。他因此反复考虑是否应将大战的战场从华北转向黄河以南地区，即我“外交重点在英俄，如何运用之?引敌深入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远东战争，可乎?”

1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变以来种种战略策略均告失败的蒋介石，暗自反省了对日关系及政略问题。其检讨确信，对日战略策略之无效，根本上不在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日本侵华野心之不可遏制。蒋介石写道：“甲、如我与倭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而不止矣。乙、即使与倭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所要求者，彼亦必继续侵华，毫无保障，一时之妥协，不惟不会奏效，徒自坏人格、自破国格而已。丙、倭之望我与彼妥协者，其惟一目的，乃在破坏余之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丁、此次抗战，无论结果如何，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国乱形势决非想像所能及也。戊、倭寇因志在与俄作战，但非先击败我革命军，确实掌握中国后，则不敢对俄开战，故我虽欲与倭谋妥协以待机，决不可能。己、总之，倭寇一得国际动摇机会，必先向我进攻，此为无可挽回之事，亦不能用任何策略可转移者也。庚、此次抗战乃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而待亡，何如死中逃生，保全我国格，以留待后人会继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不能唤醒其同情而来干涉耶!”

10月26日，战略要点大场镇被日军攻占，中国军队中央作战部队的侧背暴露于日军攻击之下，导致中方全线动摇。蒋介石此时已心灰意冷，仅自勉道：“大场失陷矣，尽人事，听天命，勿慌急!”“沪战本未列入整个抗战计划之内，且一时与局地之得失，无关全局之胜败”。且自定此后之和战原则道：“国际调解则可，单独交涉则不可”;“抵抗到底，决无妥协余地”。既然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蒋不能不暗自鼓励自己称：“有我在世，中国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实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余何自惧乎?”

时至于此，整个上海抗战已告失利。蒋介石再无办法推动各国干涉和阻止日本进攻了。面对本不欲发生却已无法回避的长期抗战前景，蒋亦不能不忧心忡忡。他显然能够看到，对日战争一旦持久并全局化，势必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局面：“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伪政权纷起;己、各国与倭妥协，瓜分中国;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槁，社会纷乱。”显然，上述情形一旦数种并现，都势必会根本动摇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正是这些危险的存在，使得蒋介石在随后的抗战时代，始终不能完全放弃对国际调停乃至对日人“觉悟”的种种幻想。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就有心对日妥协屈服。上海撤兵，南京动摇，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之后，一时间国民党内求和之声蜂起，蒋却态度依旧，毫不动摇。除军事上全力部署持久作战外，他同时愤然怒斥求和者曰：“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且“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

随后紧接着发生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一事，最能表现此点。#p#副标题#e#

对1937年11月5日开始的陶德曼调停事，蒋最初亦存有幻想。在12月2日的军事长官会议上蒋明确表示：(1)德国调停不应拒绝;(2)但华北政权必须保存。依据这一原则，蒋当天与陶德曼进行了会谈。然而，日本政府对此断然拒绝，反而于21日通过陶德曼转达了四项谈判条件：“一、中国政府应抛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合作，实行防共政策。二、在必要地区划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缔结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四、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据蒋日记称，日本方面还“另附二件：甲、谈判进行时不停战。乙、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其指定地点直接交涉云云。”蒋介石26日从孔祥熙那里得到日方此等条件后，反而再无幻想，“为之心安”了。蒋在日记中称：“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国民党内高层相当一部分人却颇不以为然。12月27日，当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说明了日方条件之后，不少与会者力主应继续接触谈判。蒋表示不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右任等乃嘲笑蒋多优柔而少明断。蒋当即声言：“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在蒋看来，“彼等实昧于大势，不知国家利害”。

28日，蒋再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要人开会，强硬地宣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示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以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会也。”29日，蒋复与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谈话，告之：“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而“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经过反复申说，国民党高层终于决定坚持中方原则立场，绝不在日方所提条件上讨价还价了。鉴于此，日本政府被迫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正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七七事变后蒋在和战问题上的抉择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由上所述不难了解，无论在七七事变后，围绕着和战问题，蒋介石基于特定形势、环境与自身训练程度、性格特点，有过怎样的摇摆与矛盾的心理和表现，如果把蒋置于当时国民党领导层内来观察，我们还是不能不承认他在政治外交上的卓识与远见，仍胜过国民党其他军政领导人很多。这也是此后汪精卫等中途降日，而蒋介石却能硬撑到底，终于看到了日本投降之日的某种原因之所在吧。但具体到蒋介石在当时条件下摆来摆去的和战选择，以今日后见之明，也实在还是存在着颇多值得讨论之处的。只是，历史的发生，从来都是限定于特定的人群之间和特定的条件及环境之下的。我们后来者通常只能设法去重现当时的场景，总结经验教训，却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对已经过去的人和事求全责备。

七七事变相关

4、突发奇想：借力消力，以战促和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蒋介石迅速分别召见各地重要将领，如阎锡山、韩复榘、白崇禧等商谈抗战事宜。蒋介石明言：“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我之弱点固多，如组织不健全，准备未完全等，以此而作战，危险实大。“然而，为我民族之人格计，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因祸而得福也。”

8月7日，蒋召集国防联席会议，公开鼓动称：“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但是，“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同意：“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一旦战争打响，“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

蒋介石这时所称许多学者反对战争，指的就是胡适与陶希圣密呈条陈一事。据杨天石先生考证，8月5日，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专函蒋之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提出政府绝不应“轻启大战”，而应不惜一切“做最后之外交努力”，为此应下决心“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所谓“力所不及之失地”，指的就是东北三省。他们建议：一定条件下，如热河全省归还中国，东三省自治独立，人民得以自由选择国籍等条件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以此为交换，日本应承诺完全撤退其驻屯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冀、察、平、津、济南、青岛、上海、汉口、福建等处的军队及特务机关，并自动放弃其驻兵权、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双方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p#副标题#e#

显然，深知日本野心的蒋介石，对胡适等人的上述意见很不以为然。对于蒋心高气傲的这种个性，熟悉其心理的中方代表于国防联席会议次日，即直率地告诉日本驻华大使川樾称：蒋公并非无意妥协，“蒋公两度谈话(要点)，实只在不丧失领土主权一语，故苟有为蒋公可以接受之条件，中国定愿交涉也。”但如果日本不能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那么，依“蒋公性格……是不屈的”。要知道，“蒋一向以东洋武人典型自命，成败在所不计也”。

8月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全体官兵打气，要求全军“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两天后，军事委员会进一步批准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组织大纲》。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置“国防最高会议”，规定以该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以蒋介石为主席。不难看出，蒋介石已经在着手做应对华北战争全面爆发的准备了。

根据7日召开的国防联席会议中何应钦部长及刘光副主任所报告的军事部署可知，这时国民政府仍旧把军事重心放在华北方向。经蒋核准，全国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80个师，“使用于河北者共约五十个师，正源源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弹药储备亦在黄河以北囤积2/3，而在江南仅囤积1/3。其已划分的4个战区之兵力分别为：“一、冀鲁等地——六十个师。二、晋绥察——十五个师至廿个师。三、上海、杭州、乍浦——十个师。四、福建、广东等地——十五个师。”然而，8月9日下午，因为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了个别日本军人和中国机场保安队之间的冲突，双方互有死伤。这一看起来并不很大的事件，却意外地使蒋介石注意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经历。当时，中日两军在淞沪大战，因事关列强在上海的利益，各国驻华使节共同出面干预，结果不过3个月时间，双方各撤一步，达成了停战妥协。蒋显然萌发了想要再度利用上海来刺激列强各国政府神经，促其直接干预的外交设想 根据黄绍竑回忆，蒋介石这时曾明确告诉国民党领导人称：“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结果，对中日两国政府来说均毫无准备的上海之战意外地打响了。

由于华北战火已经燃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数度声言抗战，故原本就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上海地区，早已充满了火药味。就在两名日本军人被打死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当晚，负责京沪防务的第九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就呈报蒋介石称，日本海军武官已急电要求东京向上海增兵一个陆军师团及一个舰队。在此之前，张治中已再三提议：一旦敌方决派航空母舰及陆军师团来沪，“可断定敌必发动无疑时”，我应“首先发动”，以主力军向上海输送，以立于主动地位。鉴于此时上海只有日本海军陆战队5000人，各舰上可随时登陆的水兵3000人，蒋介石亦深知如果要在上海动手，就必须抢在日本陆军大队增援到来之前先发制人，以夺得先机。因此，得知日本将要向上海增兵的消息之后，蒋介石很是费了一番斟酌，但最后蒋还是于11日电话密告张治中：“中央决心围攻上海”，命张率所部八十七、八十八师立即进占吴淞及大场、江湾、真茹、闸北一带，构成对沪日军的围攻线，同时令驻蚌埠的五十六师和嘉兴炮二旅开一团分别赶往苏州，并调九十八、三十六师增援，统归张治中指挥。

12日黄昏时分，张治中所率各部基本到位。为保持进攻的突然性，蒋下令“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为要”。同时密调驻汉口之八十九师和驻嘉兴的五十七师一旅，并驻宜兴之炮兵一营，分别续向上海集中，归张治中指挥。根据新的部署方案，张治中担任上海右翼(沪西)防务，第八集团军司令张发奎所部担任上海左翼(沪东)防务。

由相关电报可知，史称所谓八一三事变当日，中日双方多次发生交火事件，但尚未发生激烈冲突。当晚，蒋命令张治中14日拂晓对被围日军发起攻击，同时命令空军出动轰炸，命令海军协助封锁江阴。这一天午后，张治中才根据与蒋介石、何应钦商定的作战计划，正式通报说：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值得注意的是，14日中国空军轰炸时虽有两弹误落于英法租界内，“各国责难备至，且有干涉我沪战之势”，但蒋介石对此不仅无动于衷，而且颇有庆幸之情。其在日记中不无兴奋地写道：“惟望神圣佑我中华，使我沪战能急胜也。”

淞沪抗战刚一打响，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名义于14日当晚正式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方决心要在上海方向实施作战。声明详尽解释了中方无法依照1932年上海停战协定规定回避与日军接触之种种不得已，并称：“当此华北战祸蔓延猖獗之际，中国政府以上海为东方重要都会，中、外商业及其他各种利益深当顾及，屡命上海市当局及保安队加意维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发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军官兵竟图侵入我虹桥军用飞机场，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至发生事故，死中国保安队守卫机场之卫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迨至昨(十三)日以来，日军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区猛烈进攻。此等行动，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向河北运输大批军队，均为日本实施其传统的侵略政策整个之计划，实显而易见者也……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破坏无余……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

上海战事最初因中国军队兵力上占据优势，一度进展顺利。尽管蒋介石对日本政府17日宣布放弃此前所定对卢案“不扩大方针”，进而对张治中不能迅速围歼数千日军，夺取实地颇为不满，但当得知英、美、法三国政府已提出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后，仍不免深感庆幸。他当即命令张治中暂停进攻。他乐观地估计：“敌或有退却可能”，并认定“倭军恐慌万分，其国内陆海军意见纷歧，政府内部不能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考虑“英国提议调解，可运用之，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乎?”

然而，8月21日晚，蒋介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经拒绝英国调停。这一消息传来，又让蒋极为沮丧，“忧心倍增”，他不得不马上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对方中方决定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立即签约，以换取苏联对华提供军事援助物资 蒋介石此前一直在要不要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犹犹豫豫，担心英美不满中苏接近而改变对中国的同情态度。

很显然，蒋介石并不希望扩大战争，甚至也不希望让苏联在中日战争中起太过重要的作用。可惜形势发展已容不得他再存有任何幻想了，他甚至已经不能不暗中求诸上帝了。其在日记中自解道：“存亡盛衰之理，冥冥中上帝自有主宰，吾何忧何惧?”几天后，得知英国大使被日机射成重伤，蒋又马上生出些许希望来，暗中欢喜，称：“此事必于我无损，于倭不利或于全部战局有关”。可是，以英国多年来在亚洲地位之下降和日本对英之不以为然，蒋到底不敢寄太多希望，因“未知英国取何种态度耳”。他唯一能够坚信者仅仅是：“上帝必不负真诚之人也。”#p#副标题#e#

蒋介石是信教之人，祈祷上帝自是情理中事。但祈祷归祈祷，当蒋发现日军增援部队大批抵达，而中方防线相继发生动摇之际，到底还是不能不干脆直截了当地向各国政府发出呼吁了。8月30日，中国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为顾虑此一条约可能在英美政府面前造成负面影响，蒋主动约见了英国记者，解释此一条约不含任何政治意味。而且，蒋介石再度强调了中国政府对英美作用的高度重视。他为此指出：“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之必要”。再不干涉，不仅对中国不利，而且对国际都有损害。故“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整个之安全” 。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卢沟桥事变的另一个称呼是什么?下面是小编带给大家的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资料，一起来看看吧!

卢沟桥事变的历史意义及价值

“卢沟桥事变”，以及由此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传统中国转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之道。但在更宽泛的空间里观察，它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

改变曾经的忍让与退缩，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担当所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对到访的孙科坦言：“我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稍后，日本关东军擅自出动数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作战，接连两次发动攻势，均遭失败。这意味着，当日本陆军兵力深陷中国战场时，无法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导致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各行其是，毫无战略配合。1938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电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

中国的选择，一个弱国的抗争，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命运，改变的是全球性格局。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的应战”，其作用，中国方面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对中国的抗战意志，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张：“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联合阵线。”而此际由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向国内发回的报告认为：“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

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三年，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四年后，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四年半，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德国与意大利轴心国的侵略野心，由日本进占东三省与华北开始，最终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战“遗产”。同时，中国亦被此次大战深刻改变。徐中约评论：“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动关系里的崭新面貌，开始于1937年——“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卢沟桥事变相关

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这么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因为卢沟桥事变事件是1937年7月7日。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七七事变发生，事件的发生标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 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对北平虎视眈眈。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 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

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抗日战争由此全面爆发，日军挑起的七七事变带来了中国长达八年的浴血抗战……

卢沟桥事变的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卢沟桥事变对中国历史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下面一起随小编来了解一下卢沟桥事件的意义及影响吧。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卢沟桥事变”，以及由此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传统中国转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之道。但在更宽泛的空间里观察，它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

改变曾经的忍让与退缩，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担当所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对到访的孙科坦言：“我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稍后，日本关东军擅自出动数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作战，接连两次发动攻势，均遭失败。这意味着，当日本陆军兵力深陷中国战场时，无法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导致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各行其是，毫无战略配合。1938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电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

中国的选择，一个弱国的抗争，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命运，改变的是全球性格局。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的应战”，其作用，中国方面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对中国的抗战意志，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张：“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联合阵线。”而此际由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向国内发回的报告认为：“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

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三年，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四年后，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四年半，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德国与意大利轴心国的侵略野心，由日本进占东三省与华北开始，最终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战“遗产”。同时，中国亦被此次大战深刻改变。徐中约评论：“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动关系里的崭新面貌，开始于1937年——“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卢沟桥事变简介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卢沟桥亦称芦沟桥，在北京西南约1.5公里处，丰台区永定河上。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卢沟桥全长265米，宽8米，最宽处可达9.3米。有桥墩十座，共11个桥孔，整个桥身都是石体结构，关键部位均有银锭铁榫连接，为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桥。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中国抗日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卢沟桥事变的意义探讨

领导以北伐为标志的国民革命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需要解决两大结构性矛盾：对内求国家统一，对外求民族平等——这实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家性难题。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的选择是：对内继续消灭反侧，对外暂时忍耐待时。亦即“先安内，后攘外”。这一道路，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的评论是：“在步骤上亦自言之成理，岂奈为势所不许可。”

所谓“势所不许可”，以中日两国关系观察，“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失去东三省，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的历史复盘：日本执政当局亦有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之别，当时国民政府虽无能力全面对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于日本当局，遂使军人集团气焰日彰。其结果，军人集团一路狂飙，演进至“卢沟桥事变”之时，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扩张之心侵略之行，再无国内的制衡之力。内外之间，略有闪失，稍微失衡，后果便难以收拾。

“九一八事变”，以及东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如果说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亦即传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国家，其特殊之处，按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所论：近代中国一切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现代化转型之际，中国与现代化先发国家——“中国/列强(帝国主义)”的矛盾，才是我们理解晚清以及民国，甚至当代中国核心性与结构性矛盾之一。自鸦片战争开始，其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海战，无不是传统中国“忍无可忍”之下被动而仓促的应战。也差不多无有例外，每次对抗外侮，都伴随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动荡。第二次鸦片战争，甚至内(对抗太平天国)外两场战争，由此导致的国内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战，结果显现：“李合肥一人对一国。”(梁启超语)中国内部的糜烂，已无能力以一国之力应对外侮。这当然悲哀，却是事实，亦是传统中国结构性矛盾之必然。

对抗外侮，已无动员并组织一国之能力，清亡，没有意外。1911年，辛亥革命后，如何在列强压迫下，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便是当政者历史性的挑战。

北伐的成功，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十年民国，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稍有现代化气象。这是最近被广泛注意的所谓“民国范”。但是，我们稍稍认真观察一下当时中国整体性格局，情绪将截然相反——1928年，甘肃回教的马家军，反抗冯玉祥，双方肆行屠杀，汉人、回民死伤20万人;1930年，冯玉祥反蒋失败，退出西北，甘肃、宁夏、青海成为回教军人的天下;1934年，拥兵3万、反复无常的孙殿英自察哈尔经绥远进攻宁夏，回军拒之于前……西北中国，并无宁日。而东南沿海，1932年，广东有陈济棠与粤海舰队之战，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与据有胶东的师长刘珍年之战。西南地区，军阀割据的四川，刘文辉、刘湘、邓锡侯与田颂尧，民国以来，大小战争多达480余次。

中国的统一，徒有其表。民国范儿，其实可怜。1931年，正忙于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并应对两广军事的蒋介石，遭遇了“九一八事变”。外患未因内乱而不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历史学家徐中约论述，“日本人三次，1912、1916、1928年策划挑唆‘满蒙自治运动’归于失败之后，这种观念却越演越烈”。

1931年，长江、准河以及大运河水灾肆虐，致使中部10个省份14万人被淹死，25万人流离失所。而同时，中国又深陷内部动荡与局部冲突。日本关东军精心选择这一时刻，完成了对沈阳的占据，随即又在百天之内，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占领。与历次外侮不同，此次事件，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来源。

“九一八事变”作为一种转折，中国结构性的内外矛盾由此转换，外侮——对中华民族生存的挑战，上升为最主要矛盾。“攘外必先安内”，当然不再正当。但是，东三省虽为日本人所据，而这一政策却仍在运行中，没有更张之意。因而，“九一八事变”许多复盘与推演，完全放弃抵抗而导致日本军人集团势力的全盘领先，便是结果之一。

就日本的侵略逻辑而论，6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亦将可能重蹈东三省旧途。据有华北，日本往南可以推进到华东与华中，并进占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往北可以夺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直至贝加尔湖——苏联的大部分国土。而这一套战略逻辑，之于中国，蒋介石当然意识到其间深刻的国家危机。在当年7月17日的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他说道：“我们的东四省(当时行政区划为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只是，内部如此糜烂的中国，能够动员全国之力以抗日寇吗?1937年，这个国家到了必须回应这一挑战的关键时刻。应对此次危机的庐山会议发出了明确而响亮的声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一个月后，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我们拉开时间的距离，前溯至1840年，自鸦片战争始，接近100年后，中国的历史揭开新的面貌——“卢沟桥事变”后，这个国家整体性的被动情势，由此改变。“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这当然不是实力比较的计算所能得出的结果，这是一个民族到了最后关头必需的选择。历史自有逻辑，统一的独立的中国的建立，亦即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需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需要经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复杂格局并最终打垮日本，中国才能开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创建之路。

卢沟桥事变相关

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7月31日)，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7日，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七七卢沟桥事变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下面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卢沟桥事变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2卢沟桥事变简介

日本军队为了占领中国，先侵占我国东北地带后，继续向南前进，企图占领华北。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实际上那名士兵是去上厕所了并在随后不久归队)，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予以还击。这便掀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日军自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后，为进一步发起全面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及伪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

中国守军和日军在卢沟桥激战，日本派大批援军，向天津北京大举进攻。

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战死。7月，天津沦陷。7月8日早晨，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力反击。团长申仲明亲赴前线，指挥作战，最后战死。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剩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意义

领导以北伐为标志的国民革命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需要解决两大结构性矛盾：对内求国家统一，对外求民族平等——这实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家性难题。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的选择是：对内继续消灭反侧，对外暂时忍耐待时。亦即“先安内，后攘外”。这一道路，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的评论是：“在步骤上亦自言之成理，岂奈为势所不许可。”

所谓“势所不许可”，以中日两国关系观察，“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失去东三省，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的历史复盘：日本执政当局亦有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之别，当时国民政府虽无能力全面对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于日本当局，遂使军人集团气焰日彰。其结果，军人集团一路狂飙，演进至“卢沟桥事变”之时，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扩张之心侵略之行，再无国内的制衡之力。内外之间，略有闪失，稍微失衡，后果便难以收拾。

“九一八事变”，以及东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如果说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亦即传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国家，其特殊之处，按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所论：近代中国一切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现代化转型之际，中国与现代化先发国家——“中国/列强(帝国主义)”的矛盾，才是我们理解晚清以及民国，甚至当代中国核心性与结构性矛盾之一。自鸦片战争开始，其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海战，无不是传统中国“忍无可忍”之下被动而仓促的应战。也差不多无有例外，每次对抗外侮，都伴随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动荡。第二次鸦片战争，甚至内(对抗太平天国)外两场战争，由此导致的国内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战，结果显现：“李合肥一人对一国。”(梁启超语)中国内部的糜烂，已无能力以一国之力应对外侮。这当然悲哀，却是事实，亦是传统中国结构性矛盾之必然。

对抗外侮，已无动员并组织一国之能力，清亡，没有意外。1911年，辛亥革命后，如何在列强压迫下，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便是当政者历史性的挑战。

北伐的成功，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十年民国，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稍有现代化气象。这是最近被广泛注意的所谓“民国范”。但是，我们稍稍认真观察一下当时中国整体性格局，情绪将截然相反——1928年，甘肃回教的马家军，反抗冯玉祥，双方肆行屠杀，汉人、回民死伤20万人;1930年，冯玉祥反蒋失败，退出西北，甘肃、宁夏、青海成为回教军人的天下;1934年，拥兵3万、反复无常的孙殿英自察哈尔经绥远进攻宁夏，回军拒之于前……西北中国，并无宁日。而东南沿海，1932年，广东有陈济棠与粤海舰队之战，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与据有胶东的师长刘珍年之战。西南地区，军阀割据的四川，刘文辉、刘湘、邓锡侯与田颂尧，民国以来，大小战争多达480余次。

中国的统一，徒有其表。民国范儿，其实可怜。1931年，正忙于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并应对两广军事的蒋介石，遭遇了“九一八事变”。外患未因内乱而不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历史学家徐中约论述，“日本人三次，1912、1916、1928年策划挑唆‘满蒙自治运动’归于失败之后，这种观念却越演越烈”。

1931年，长江、准河以及大运河水灾肆虐，致使中部10个省份14万人被淹死，25万人流离失所。而同时，中国又深陷内部动荡与局部冲突。日本关东军精心选择这一时刻，完成了对沈阳的占据，随即又在百天之内，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占领。与历次外侮不同，此次事件，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来源。

“九一八事变”作为一种转折，中国结构性的内外矛盾由此转换，外侮——对中华民族生存的挑战，上升为最主要矛盾。“攘外必先安内”，当然不再正当。但是，东三省虽为日本人所据，而这一政策却仍在运行中，没有更张之意。因而，“九一八事变”许多复盘与推演，完全放弃抵抗而导致日本军人集团势力的全盘领先，便是结果之一。

就日本的侵略逻辑而论，6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亦将可能重蹈东三省旧途。据有华北，日本往南可以推进到华东与华中，并进占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往北可以夺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直至贝加尔湖——苏联的大部分国土。而这一套战略逻辑，之于中国，蒋介石当然意识到其间深刻的国家危机。在当年7月17日的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他说道：“我们的东四省(当时行政区划为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只是，内部如此糜烂的中国，能够动员全国之力以抗日寇吗?1937年，这个国家到了必须回应这一挑战的关键时刻。应对此次危机的庐山会议发出了明确而响亮的声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一个月后，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我们拉开时间的距离，前溯至1840年，自鸦片战争始，接近100年后，中国的历史揭开新的面貌——“卢沟桥事变”后，这个国家整体性的被动情势，由此改变。“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这当然不是实力比较的计算所能得出的结果，这是一个民族到了最后关头必需的选择。历史自有逻辑，统一的独立的中国的建立，亦即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需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需要经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复杂格局并最终打垮日本，中国才能开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创建之路。

价值

“卢沟桥事变”，以及由此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传统中国转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之道。但在更宽泛的空间里观察，它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

改变曾经的忍让与退缩，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担当所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对到访的孙科坦言：“我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稍后，日本关东军擅自出动数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作战，接连两次发动攻势，均遭失败。这意味着，当日本陆军兵力深陷中国战场时，无法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导致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各行其是，毫无战略配合。1938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电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

中国的选择，一个弱国的抗争，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命运，改变的是全球性格局。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的应战”，其作用，中国方面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对中国的抗战意志，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张：“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联合阵线。”而此际由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向国内发回的报告认为：“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

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三年，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四年后，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四年半，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德国与意大利轴心国的侵略野心，由日本进占东三省与华北开始，最终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战“遗产”。同时，中国亦被此次大战深刻改变。徐中约评论：“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动关系里的崭新面貌，开始于1937年——“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七七卢沟桥事变相关

在79年前的今天，1937年7月7日(丁丑年五月廿九)，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的政治背景、地理背景、以及历史背景是什么？下面是小编带给大家的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背景介绍，欢迎阅读参考!

卢沟桥事变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卢沟桥事变相关

卢沟桥事变的地理背景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于是，日军攻击驻军地，中国军队在卢沟桥进行抵抗，开启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简介

日本军队为了占领中国，先侵占我国东北地带后，继续向南前进，企图占领华北。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实际上那名士兵是去上厕所了并在随后不久归队)，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予以还击。这便掀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日军自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后，为进一步发起全面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及伪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

中国守军和日军在卢沟桥激战，日本派大批援军，向天津北京大举进攻。

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战死。7月，天津沦陷。7月8日早晨，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力反击。团长申仲明亲赴前线，指挥作战，最后战死。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剩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卢沟桥事变的政治背景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大陆政策”。20世纪初期，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扩大对华攻击，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大战后，日本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北发动袭击，才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希望能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3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随即于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7月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

清水节郎大尉指挥士兵作战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

22时40分，日军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日方立即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因“枪声”和士兵“失踪”，与中国方面交涉。

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为由，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发动炮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进行顽强抵抗。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卢沟桥事变是哪一天?下面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卢沟桥事变的时间以及背景经过吧。

卢沟桥事变的地理背景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于是，日军攻击驻军地，中国军队在卢沟桥进行抵抗，开启了日中战争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的经过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晚10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 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见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凌晨， 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逃跑)。

1937年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卢沟桥事变相关

卢沟桥事变时间：1937年7月7日—7月31日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卢沟桥亦称芦沟桥，在北京西南约1.5公里处，丰台区永定河上。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卢沟桥全长265米，宽8米，最宽处可达9.3米。有桥墩十座，共11个桥孔，整个桥身都是石体结构，关键部位均有银锭铁榫连接，为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桥。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中国抗日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卢沟桥事变的政治背景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大陆政策”。

20世纪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扩大对华攻击，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大战后，日本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北发动袭击，才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希望能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开始的标志，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也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区域战事的起始。卢沟桥事变发生的背景是什么？下面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卢沟桥事变的背景吧。

卢沟桥事变的历史意义及价值

“卢沟桥事变”，以及由此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传统中国转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之道。但在更宽泛的空间里观察，它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

改变曾经的忍让与退缩，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担当所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对到访的孙科坦言：“我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稍后，日本关东军擅自出动数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作战，接连两次发动攻势，均遭失败。这意味着，当日本陆军兵力深陷中国战场时，无法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导致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各行其是，毫无战略配合。1938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电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

中国的选择，一个弱国的抗争，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命运，改变的是全球性格局。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的应战”，其作用，中国方面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对中国的抗战意志，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张：“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联合阵线。”而此际由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向国内发回的报告认为：“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

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三年，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四年后，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四年半，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德国与意大利轴心国的侵略野心，由日本进占东三省与华北开始，最终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战“遗产”。同时，中国亦被此次大战深刻改变。徐中约评论：“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动关系里的崭新面貌，开始于1937年——“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卢沟桥事变相关

卢沟桥事变简介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卢沟桥亦称芦沟桥，在北京西南约1.5公里处，丰台区永定河上。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卢沟桥全长265米，宽8米，最宽处可达9.3米。有桥墩十座，共11个桥孔，整个桥身都是石体结构，关键部位均有银锭铁榫连接，为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桥。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中国抗日军队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政治背景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大陆政策”。

20世纪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扩大对华攻击，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大战后，日本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北发动袭击，才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希望能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地理背景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于是，日军攻击驻军地，中国军队在卢沟桥进行抵抗，开启了日中战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