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坡文化遗址汇总20篇

尹屯文化遗址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尹屯文化遗址位于晏城街道毛官屯村南1000米处，为不规则台状，东西最长处52米，南北最长处40米，分布面积1774平方米，最高处距地面5米。断层处可见文化堆积层，遗址表面散落有大量的陶片和蚌片，有几处暴露出一米左右厚度的陶片层，有豆柄、鬲足、豆盘和蛋壳陶片。遗址南面出土一小型砖室墓，出土灰陶罐、鼎、石铲、蚌匕及蛋壳陶残片等。据考证该遗址为龙山文化遗存，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商代、周代、汉代。距今有5000～2000年的历史。1992年6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晏城街道：晏城镇属县城驻地镇，有138个行政村，共7.6万人，面积184.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3.8万亩。 晏城镇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理论、“-”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牢牢把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大上工业、调整结构、保持稳定、加快发展”的总体思路，大力实施“工贸兴镇”战略，努力做好“重工、强农、活商、兴城”四篇文章，促。

寨山文化遗址为文化旅游景点。

寨山遗址位于岭南镇思光村东南面，占地面积约80亩。距市中心约3公里。寨址建于清代，留有石台阶、石碑、社庙遗址、寨门、石墙、屋基、御敌石等设施。寨山的东南面，筑有防御寨墙。寨墙最高2.50米。在寨门外的东侧12.6米处立有一块石碑，碑呈长方形。在寨山门口东侧，石峰顶端上，有一块御敌石，酷似大龟。亦称“飞来石”。在寨内山谷地周围是一座座石山峰。山谷中种有金竹、油竹、椿树林，有些林木高达4米余。

思光村：思光村。

普定穿洞古人类文化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普定穿洞古人类文化遗址，位于安顺市区以北32千米处，在普定县城关镇西南约5千米处新寨村穿洞寨后一座孤峰的山腰上，是距今16000年前古人类生活遗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顺一带，一万多年前古代先民就在这一片峰林谷地生息繁衍。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西秀区的猫猫洞及还愿洞、平坝飞虎山洞、普定白岩脚洞都有古人类活动的遗迹，其中普定穿洞遗址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存印证了黔中地域辉煌的史前文化，被誉为“亚洲文明之灯”，成为史学界一颗引人注目的灿烂明珠。

穿洞为一自然溶洞，南北对穿，故名。其四周一片溶蚀盆地，绵延数十千米。峰顶与盆地相对高87米，洞口距盆地26米，洞长30米，最宽处13米，高9米。穿洞冬暖夏凉，自然条件优越，适宜人类居住。

1976年，南京大学教授俞锦标等人到普定作岩溶勘察，在穿洞首次发现骨化石、残骨、灰烬及染色的红土矿，从而揭开了穿洞古人类文化遗址神秘的面纱。穿洞出土的部分古人类文化遗迹文物立刻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分外重视，封存于历史尘埃中的古人类生活图景由此而逐步展现出来。

1979年，贵州省博物馆曹泽田教授与俞锦标教授相继对穿洞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又获得一批珍贵的文化遗物。是年冬，中国科学院著名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淼水教授应邀考察了穿洞，裴文中充分肯定了穿洞古人类遗址的价值，认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超过其文化内涵丰富新颖、突出的类似的古人类遗址，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981年和1983年，贵州省博物馆和南京大学两次联合发掘，获得旧石器一万多件，骨角器一千余件（其中以骨器为多，角器较少）；人类化石有头盖骨两个和一些头盖骨残片，完整的下颌骨及上、下颌骨残片，桡骨、胫骨各一段，单个牙齿多个，儿童头骨碎片40多块以及动物化石13个属或种。这些人类化石当中，有一个女性个体，一个老年男性个体，至少代表了5个个体的化石人类，据此将他(她)们称为“穿洞人”。

穿洞文化主要是指穿洞人用劳动智慧创造的工具，这些劳动工具有石器、骨器、角器。其次是用火证据中的烧骨、烧石、灰堆、灰烬、炭屑等。

穿洞人使用的工具，制造时用了3种方法，即锐棱砸击法、锤击法、砸击法。锤击法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最普遍的传统方法；砸击法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里最早发现；锐棱砸击法是在穿洞首次发现，并遍及我省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遗址中，甚至在一些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也有发现。在国外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的同期遗址里，从时代上看目前以穿洞所发现的年代为最早。这一发现，为研究我国境内特别是南方以及东南亚的文化渊源、模式．将起到积极作用。

穿洞遗址出土厂大量骨器和角器。骨器是其中最富有特色的，其数量之大，类型之多，器物之精良，技术之高超，工艺之进步，超过了以往我国的任何一个遗址，也是我国同期遗址中绝无仅有的。我国旧石器时代的骨器，过去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仅发现骨针一件，辽宁水洞沟、鸽子洞、湖南桂阳、四川资阳等亦只发现骨锥各一件，贵州猫猫洞6件，台湾、小孤山各100余件。而穿洞遗址目前已发现1000多件，为全国第一，世界罕见，它填补了“南方无骨器”的空白。

在1000多件骨器中，以骨锥最多，另有骨铲、骨针、骨棒、骨叉等。对众多骨器的研究可看出，穿洞人已经懂得将骨片用火烧或火燎以加强骨器的坚硬度，这充分说明穿洞人已具有高度智力和高超的制磨技术。

角器是用鹿角的角柄作原料，宽而粗大，两面加工磨成，刃口极为平齐，大多作为撬、挖工具，与原始农业有着紧密关联。

用火遗迹在穿洞遗址中异常丰富，不仅有灰烬、烧骨、烧石、炭屑、灰坑、灰堆等，在烧骨和烧石中还有变色、变形、龟裂的遗迹。在几次发掘中，仅烧骨就有18000余件，烧石相当多，炭屑遍及每个文化层。这表明穿洞人居住的时间很长，而且是连续的，没有间断过。

穿洞古人类遗址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大约140平方千米之内，以穿洞为中心，所处谷地较开阔。而白岩脚洞洞口距穿洞较近，只有红土洞、西秀区三铺观音洞、旧州猫猫洞距穿洞较远。在它们之间，在以穿洞为中心的短距离内，文化面貌是以中小型石器为主，兼有大量的骨器，少量角器；较远的则以大型石器为主，兼有大量的角器而无骨器。这说明两者的地理环境不同，生产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明显区别，穿洞人使用的是中小型工具，红土洞等处的人，使用的则是大中型工具。这是否与区域性文化有关，尚值得研究。

两种文化类型叠压关系在遗址内首次发现，堆积物厚约5米，自上而下分为12层，除第12层上部含化石外，上覆11层都含文化遗存。第2层上部出磨制石斧1件；第5、8层有灰堆遗存；人类遗骸出自第5层以上的堆积物中。文化遗物的差异分早、晚两期，第6层以下为早期文化，第5层以上为晚期文化。早、晚期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早期文化的石制品原料几乎全是燧石，形体小，打片以捶击法为主，石器以正向加工为主，骨器极少而只有骨锥；晚期文化的石制品原料以粗晶体变质灰岩的砾石为主，形体大，打片以锐板砸击法为主，石器以正向加工为主，骨器数量多，类型较复杂，，因此被冠以“穿洞文化综合体”。

动物遗骸大约有20种，石化程度有差异，大多出自第5层以上。其中哺乳动物有长臂猿、西藏黑熊、狗獾等15种。除中国犀相似种以外，均为现生属种。

穿洞遗址下部地层(早期文化)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期，文化时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碳十四测年为距今16000～9610年。上部地层(晚期文化)的地质时代属全新世早期，文化时代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碳十四测年为距今8540～8080年。其文化内涵在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类型的重叠和骨器的突出程度，这在史前考古研究中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穿洞人属晚期智人，与周口店山顶洞人同属一亚种，不仅可以和中国同期人类相比较，还可以同东南亚、澳洲的古人类相比较，探讨其发展渊源，对人类如何迁徙、人种何时分野甚至民族形成，从体制上、特征上获得依据。

胡应铃

山顶洞人文化遗址为文化旅游景点。

山顶洞人文化遗址位于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上，距市区50公里，是闻名世界的古人类遗址，素称“北京人之家”。

“北京人”是生活在距今约25-6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他们曾在龙骨山的石灰岩洞穴里居住留下了大量遗物、遗迹和骨骼化石，特别是大量的用火证据，证实了“北京人”当时已能用火取暖、熟食和吓退野兽，为研究人类进化提供了生动而力的实证，除“北京人”遗址外，在这里还发现了距今约10万年前的“新洞人”化石和约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化石及其它脊椎动物化石遗址，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生物史和人类史“博物馆”。

新石器文化遗址为文化旅游景点。

在距今4000年以前，楚雄境内先民多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现-古发掘证明新石器文化遗址在楚雄州各县均有发现，并以元谋、永仁、禄丰等县最为集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元谋大墩子和永仁菜园子。

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文化遗址位于元谋盆地莲花村东南河岸高地。1972一1973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此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收获甚丰。发掘面约500平方米左右，所发掘的遗址分布在一条已经干涸的河床旁边的高地上。根据地层堆积与出土文物分析，大墩子新石器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其文化层共两段，第3一6层为晚期居住遗存，第7一9层为早期居住遗存。早、晚两期出土物差异不明显，属同一文化相互联接的两个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工作者进行碳十四测定，时间为距今3210

± 90年，相当于商代的晚期。

永仁菜园子新石器文化遗址位于永仁县城西南，共有3个文化层，出士物有炭屑、果仁、骨器、石器、陶器、陶纺轮等。距地表1·2米处有半地穴式圆形住房，并有用火痕迹。据测定，距今为3400±500年，稍早于大墩子文化遗址。

说起黑水城，相信大家多少都有听说过了，黑水河上的城，在当地蒙古语中称之为“哈喇浩特”。黑水城位于黑水河的下游地区，在沙漠的南部边缘。黑水河就是古代传说鸿毛不浮的“弱水”，流过巴丹吉林沙漠，灌溉着农田草场，使这里成为宜农宜牧的绿洲，而最终流入居延海中。此处为从中原往北连接蒙古和南俄草原丝绸之路的要道，从附近北周的“大同城”和出土的“居延汉简”，可见汉晋时期历来为军事、交通重镇。

关于这个绿洲的最初记载见于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汉文地理文献。公元前二至一世纪中国就拥有了这块曾是匈奴人的土地。在七至八世纪，由于唐王朝的扩张，这片绿洲成了商业和战略的重要据点，在那里建起了城堡。从八世纪中叶起大约至九世纪中叶，这里属于吐蕃，然后属于回鹘人。

直到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西夏人(汉族人称他们为“党项”、“纳弭”或“蕃凉弭人”，老百姓自称为“番人”、“弭药人”，藏族人叫他们“弭良格”，一作“米纳古”。——译注)占领了这片绿洲，重建并扩大了城池，并于此设置“黑水镇燕监军司”，作为北方的军事重镇。西夏(1038-1227)这个由党项人为主体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前期和辽、北宋，后期与金朝并立。历经十帝，享国189年，对此地进行了长期的统治和管理。

1227年黑水城城池被成吉思汗攻占。从蒙古占领中恢复元气以后，它又一次成为从甘州(甘肃张掖)到蒙古汗所在克鲁伦河大本营的重要据点。黑水城在元朝扩建并成为新行政区亦集乃路的重要城市。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亦集乃”即今称“额济纳”，均源于西夏语音。1368年元朝覆灭以后，现在内蒙古的部分领地和亦集乃绿洲相邻的土地曾属于短命的北元(1370-1402)，直到十四世纪末，黑水城毁于明朝的征伐。

黑水城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库布镇东南25公里处，在两条干涸河床汇合的荒漠台地上。内蒙古考古队分析黑城的废弃原因，认为“应在扩郭帖木尔失败后不久。究其原因，元末丧乱，明廷无暇北顾，亦集乃城丧失了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政权瘫痪，人心离散，河渠不修，水道绝流，迫使生民逐水草而去，留下孤城一片。所以黑城不仅包含西夏和元代，也部分地包含了北元时期的一段历史”。黑水城从明代以后，就湮没在历史的沙尘中。探险与考察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是国际东方学界对中亚地区积极考察的时代。几乎每年都有考察团去亚洲。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瑞典人、俄国人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来对中国新疆北部和南部的绿洲、甘肃敦煌、内蒙古和西藏进行地理考察。科学研究的兴趣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交织在一起。对黑水城的考察，最著名的就是俄罗斯的柯兹洛夫探险队。

俄罗斯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就萌发了对古代中亚的兴趣。早在柯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的成功旅行之前，俄国和欧洲许多研究者就已经开展了考察。1882年，柯兹洛夫成为著名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的学生。第二年，二十岁的柯兹洛夫就参加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四次中亚考察。柯兹洛夫1899-1901年的蒙古-安多之行，就是沿着“黑水河”进行的。这条河的下游便是黑水城废墟。1886年波塔宁(Г.Н. Потанин)第一次从当地居民那儿听说有个黑水城;柯兹洛夫也是在踏上这条线路后，第一次听说这个埋没在沙漠中的城市。

1907-1909年“蒙古-四川考察”是柯兹洛夫的第五次中亚考察。驼队所走的是一条连接中国中原和西部的古道。在柯兹洛夫以前很久的元代忽必烈时期，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Polo)就曾沿着这条道路进入中国。他看到一个真实的额济纳并作了记载。但是，柯兹洛夫当时既不知道他是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行走，也不知道他的前方有多么古老的城市遗址。1908年3月19日，考察队初次来到黑水城。当年4月1日到13日，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了大量西夏文文献和其他文物，受到俄国地理学会和东方学家的高度重视。

1908年12月，他们受命改变到别处探险的计划，在1909年5月底到6月初，再次到黑水城继续发掘寻找，6月12日至6月20日发掘了黑水城西面河岸边“著名的塔”，取得了闻名于世的重大发现。柯兹洛夫两次发掘，总共获得5000多号文献，近两千件艺术品和考古材料。这次发现，被誉为和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并称的二十世纪初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为西夏学和其他各项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形成泱泱大观的崭新学科。

柯兹洛夫在黑水城的探险活动轰动了全世界，以至英国《泰晤士报》一度误传他发现的是成吉思汗的陵墓;各国探险队也纷纷改变计划，奔向黑水城，期望继续有新的收获。

1914年5月，英国斯坦因到达黑水城。他首先在城内发掘了几处寺庙、寺塔废址以及城西的垃圾堆，主要在城东北角的废塔遗址K.K.Ⅲ.找到了大量写本;而在距离城西北角大约300米的“河边大塔”被定为“K.K.Ⅱ.”的地点，发现了西夏文写本1100件，西夏文印本300件，汉文写本59件、印本19件，藏文写本13件。而实际上，现有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夏文文献的编号约近4000号。其著作《亚洲腹地》(InnermostAsia)介绍了对黑水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发掘情况，详尽介绍了编号为K.K.(蒙古语“Khara-Khoto”的英文缩写)系列Ⅰ、Ⅱ、Ⅲ、Ⅳ、Ⅴ、Ⅵ、Ⅶ、Ⅷ各个地点的出土情况，以及对数百件文物的描述。

斯坦因绘黑水城测绘地图

1924年，美国的华尔纳也到黑水城进行了发掘，撰写了《遥远的中国之路》(The Long Road inChina)。1927年9月28日，瑞典斯文赫定和徐炳昶、袁复礼等组成的中瑞联合科学考察团到达黑水城，考察团仅停留了几个小时，斯文赫定画了佛塔和清真寺的速写，作了简单的测量和描述，没有发掘。黄文弼做了些考察活动，采集了数百件文书经籍残片。

此后的考察，就是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1976年和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3年和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阿拉善文物工作站的发掘采集工作。关于黑水城的测绘和考古发掘，柯兹洛夫基本上是“盗宝人”的做法，几乎没有符合考古发掘程序的科学记录;斯坦因所做的工作相对完整、科学，测绘图也比较准确。考古的最终完成理所当然地应当也确实由内蒙古管理部门来担当。俄藏黑水城艺术品的价值

俄藏黑水城文献占据传世西夏文献的绝对多数，是绝对重要的收藏，与之相应的黑水城艺术品也是无可替代的极品珍宝。这些材料大多数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艺术史上，这些材料是继敦煌藏经洞以后的最重要的发现，是中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如木板画《佛顶尊胜曼荼罗》，金代年画《四美图》《关公像》，缂丝《绿度母》，麻布画《金刚座佛》《多闻天》，绢画《水月观音》《唐僧悟空》《梵网经菩萨四十阶位图》，雕塑《双头佛像》，大量版画雕板和《元中统钞》等;二是在佛教图像学和藏传佛教历史上，具有独特的诠释意义。

黑水城艺术品，作为无可替代的佛教美术作品群体，将日益显示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不可缺失。时间的垂直演进上，和敦煌藏经洞资料一样，在所涉及的所有领域中，都将引发对于旧有结论的重构和改写，产生革命性的颠覆。比如绘画史、雕塑史、密教史、丝绸史……比如西夏绘画对唐、五代宫廷绘画的继承，比如某一画种风格、技法、材料使用的嬗变和发展，等等。

在艺术风格和手段上，黑水城绘画填补了从敦煌壁画到宋元院画的缺位，无论是对应尉迟乙僧、“张(僧繇)家样”、“周(昉)家样”;“吴(道子)家样”的吴带当风、“曹(不兴)家样”的曹衣出水，还是运用“铁笔十八描”的折芦、钉头鼠尾等笔法，都能看到渐变或突变的关系;空间的横向比较上，黑水城绘画对于宋代、辽代、金代，甚至和吐蕃、回鹘以及中亚的绘画的交互作用，在宋代院画基础上补充的民族心情和元素，都是意味深长的。对于前朝和后期文人画、山水画、工笔画、花卉、仕女、人物肖像画、水陆画等等的关系和影响，对于吸收“夏半边”、“马一角”的构图形式，都是历历在目、有迹可寻;在藏传绘画中，来自中原、印度、中亚的布局、色彩、细节的描写，熔铸了多元文化交流的成果。无论是宗教图像学的诠释，或者是纯粹的技法、风格、材料、颜料分析等，黑水城绘画都是前所未有的资料集群。

黑水城出土的艺术品，属于三种不同的艺术传统：汉式、藏式和中亚风格。而这些作品中，有关佛教艺术绘画，主要以藏传佛教为主，而藏式风格中，又依据不同年代，反映出卫藏、后藏、安多等地的技法，同时融合了印度、尼泊尔的风格;中亚样式中融合了从波斯萨珊到回鹘的风格;而汉式绘画中融合了唐宋宫廷院画和宋元文人画以及辽、金的风格。对其进行细致的梳理和综合是很有意义的。此外，黑水城出土的艺术品所见的密教教法和中原艺术的完美结合;堪称“中国之最”的年画、缂丝等，对于中国版画、织绣艺术的历史和工艺学等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实物资料;彩塑、绘画技法、颜料等诸多细节，均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与研究。俄藏黑水城艺术品欣赏

从敦煌和黑水城文献文物流失至今的100余年间，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界和出版单位，将“二十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直接转化为“二十世纪最佳古籍整理图书”，形成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资源。2008年，在黑水城在古道西风中沉睡了漫长的一个世纪，而其精气所寄的文献和文物，则在遥远的涅瓦河畔默默绽放一百周年之际，在时任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皮奥特洛夫斯基、副馆长维林巴赫夫，以及中国藏品部研究馆员萨玛秀克博士的通力支持下，在西北民族大学副校长赵德安、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束锡红所长等的全力合作下，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社长王兴康、敦煌西域编辑室主任府宪展等的努力下，《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文献文物集成”项目的一个重要子项目正式出版。其中公布的珍宝，有许多件堪称现存文物中的“中国第一”。譬如，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现存最早的金代雕版印刷年画《四美人图》和《关公像》，现存最早的缂丝佛像《绿度母》唐卡，世界唯一保存的彩塑《双头佛像》，以及可以确定早于西藏地区现存元代八思巴创建黄教之前的大批藏传佛教唐卡如《金刚座毗卢遮那佛》《星曜曼荼罗》和其他密教绘画。本书全部采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大幅原拍底片制作，是美术史、佛教造像学、西夏学、藏学、唐卡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

《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中主要收录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中的佛教美术作品，包括显教的汉传佛教艺术品和密教的藏传佛教艺术品。由于时代更替，由于地域的、民族的特点，这些艺术品既表现了中国佛教史到宋辽夏金元时期的变异，也表现了党项、契丹、女真、蒙古政权对吐蕃、回鹘、中原艺术的兼容和融合。以下摘引书中部分精美艺术品彩图，让我们一起向远去的历史与文明致敬。

阿弥陀佛来迎

阿弥陀佛来迎

金刚座佛

金刚座佛和八塔

药师佛

药师佛局部

持国天曼荼罗

多闻天曼荼罗

骑白马的多闻天

土曜与木曜

众星曜簇拥的炽盛光佛

普贤菩萨

骑狮子的文殊菩萨

大势至菩萨

普贤菩萨和供养人

普贤菩萨

水月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净土世界

梵网经菩萨四十阶位图

古汴河文化遗址为文化旅游景点。

古汴河文化遗址

古汴河，在隋大业元年开凿，有北汴、南汴之分，泗洪古汴河属南汴河的一段，在南汴河的下游，当时也称通济渠、汴水、汴渠。全长650公里，自河南荥阳的板渚出黄河，经泗洪至盱眙入淮河。通济渠连接了黄河和淮河，贯通了西安到扬州，作为当时最大的交通动脉。历隋唐至金元八朝代，通航720年，之后黄河经常泛滥，泥沙淤堵，至元代湮塞。通济渠泗洪段全长31公里，保存最为完整，沿岸古迹有青阳镇唐宋时期的花园遗址、隋代麻胡城遗址、陈圩乡的清代城北井等。2009年与大运河文化遗址-在一起，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小尖山洞穴文化遗址为文化旅游景点。

小尖山洞穴文化遗址位于丘北县曰者镇新寨村民委弥勒勒村东向一华里小尖山处。遗址洞口高12米,宽20米。因洞顶塌落，洞口堵塞，无纵深，但能遮风避雨，光照好。洞口文化层厚40余厘米，文化层坚硬，表面已形成石灰质覆盖。岩壁上的烟熏层同增生岩叠合，厚度约0.4厘米，文化层沙石里含有丰富的猪、牛、羊之类的动物化石、石核，未然烧尽的炭屑、贝壳、黑陶片、骨饰品、砾石打击器。黑陶片的出现证明在三、四千年前产生了制陶业和农业，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遗址为研究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活动提供了实物证据，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新寨村：新寨村。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是金沙遗址的四鸟绕日金饰图案，该图案表达着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国家文物局在2005年08月17日正式公布采用该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四鸟绕日图案是中华先民崇拜太阳艺术表现形式的杰出代表之作，所表达的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彰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强烈责任心和神圣使命感。以此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四鸟绕日金饰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画面是四只神鸟围绕着太阳飞行，专家也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这是本世纪中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据国家文物局办公室主任彭常新介绍,由国内著名专家联名推荐的这一金饰图案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

东皮岭文化遗址位于棠浦镇东北方向约3公里处，离浦江(棠浦河)1公里，1981年11月全区文物普查时发现在遗址发掘石斧3件、陶片数十片、石锛3件、鼎足1件，经考古人员考证，东皮岭文化遗址属春秋文化遗存．

棠浦镇：棠浦镇位于宜丰县城东部，东邻新庄镇，西接澄塘镇，南界上高县，北与花桥乡毗连。东西长9公里，南北宽16公里，全镇土地面积为115平方公里。镇政府所在地棠浦集镇位于宜杨公路与上奉公路的交汇点上，距县城23公里，距省会南昌114公里。 棠浦镇古称新安乡，直至清代。民国时期先后为第六区、第三区驻地，境内曾设过棠浦乡、江洲乡，建国后为棠浦区驻地。乡境设过曲溪。

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文化遗址为文化旅游景点。

北埝头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平谷县大兴庄乡北埝头村西500米处。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北埝头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北部为古河床，距遗址台地顶部6--7米，北400米处为错河河道。1984年4月对遗址被蚕食破坏部分(约60平方米)进行清理发掘，发现8处人类居住遗址，其中有石垒灶坑，坑旁有人类存留火种用的深腹罐，里面积满木炭。还出土陶器13件，有红陶钵、灰陶钵、圈足碗、陶磨盘、鸟头羽身器等，均为刮条或之字纹；出土石器有打制石器、盘状器、石刀、石斧、石磨盘、棒、异形器等25件。该遗址经碳14测定为6000--7000年。这一发现填补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

平谷平谷

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为文化旅游景点。

大溪文化遗址位于瞿塘峡东口，大宁河宽谷岸旁的大溪镇，是我国长江流域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重要遗迹。郭沫若把其称之为大溪文化。属于巫山县的大溪镇，镇西有一条溪河，注入长江。因其水色如黛，名曰黛溪。黛溪汛期时水势浩浩，因而又名大溪。该文化遗址距今约五六千年，属母系氏族晚期至父系氏族的萌芽阶段，是中国著名的原始社会古文化遗址之一。

1959年至1975年，四川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队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总面积570平方米，清理墓葬208座，出土文物1250余件。主要有石斧、石锛、石杵、石镰、纺轮、骨针、蚌镰、网坠等生产工具。陶器以红陶为主，黑陶、灰陶次之，三足器极少。彩陶文饰和戳印纹颇具特色。器形有豆、曲腹杯、碗、罐、盘、瓶、盆、钵等，其中筒形瓶、高圈足深腹豆和曲腹杯是大溪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装饰品有玉、石、骨、象牙、兽牙等几种，主要有耳饰、项饰和臂饰三类。还有空心石球人面浮雕悬饰等艺术品。 在大溪遗址墓葬中，死者均埋在氏族公共墓地，头向一般为正南，早期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同时也有俯身葬和侧身葬。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女性墓一般教男性丰富，最多有30余件，有的石镯、镶牙镯，出土时还佩带在死者臂骨上。在几座墓里还发现整条鱼骨和龟甲，以鱼随葬的现象在中国新石器文化中尚属少见。

另外，还有以狗为牺牲的。大溪遗址早晚两期墓葬所反映的社会性质，有很大的变异。大溪文化的早期为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晚期为父系氏族公社的萌芽阶段。大溪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都是新石器时期不同类型的重要文化遗存，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交流影响的因素。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是同一文化类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屈家岭文化是在大溪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007年5月中旬，重庆东南地区首次发现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典型的大溪文化中期双人合葬墓葬等珍贵遗迹遗物。此次发现的大溪文化遗址位于重庆市酉阳县酉酬水电站工程库区，清理出墓葬和柱洞等建筑遗迹。

昌果沟文化遗址为文化旅游景点。

山南市昌果沟，属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长约500米，宽约300米，总面积达18万平方米。经过对遗址边缘试掘，获得了磨制石器、细石器和打制石器标本300余件及大量陶片。

陶片中可辨器形有侈日圈足碗、侈日罐、镂孔窝柄器等，陶器纹饰有网纹、弦纹、短线纹、圆圈纹、圆点纹、人字纹、十字纹等。

昌果沟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与昌都卡若、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陶器，具有不同的特征，很可能是青藏高原文化遗址中一种新发现的原始文化类型。

西藏山南贡嘎县

菜园新时期文化遗址为文化旅游景点。

菜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海原县西安镇菜园自然村西、南、东的山梁坡地上，面积41250平方米，村落位于南华山脚下，南倚灵光寺、东靠海城镇野狐坡村。

1984年宁夏进行全区性的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菜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85年5月宁夏考古研究所对部分遗址进行了试掘。秋季对遗址、墓葬进行科学、系统的发掘。1986年至1988年底，中国历史博物馆．北大考古系、宁夏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考古发掘。连续四年的清理发掘工作，共布探方297个，总揭露面积6921平方米，清理墓葬138座、房址15座、窖穴灰坑65个、窑址1座、灰沟1条，出土各类完整或可辨器物5000余件，主要为石、陶、骨、玉等生产工具，生活器皿和其它装饰品。其文化内涵揭示出：齐家文化的主体是从“菜园遗存”中孕育出来的，是自成体系的原始土著文化，并且具备了三个要素，即：时间界域、空间范围、独具特色的实物群体。菜园遗址距今已5000年，是古人类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的场所和墓葬地，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在宁夏南部山区，甘肃陇东纵横数百里的范围内，尽管有六盘山的阻隔，但清水河、葫芦河、泾水河等各个流域的先民们仍是交流频繁，共同创造了具有浓厚地域特征的原始文化，菜园遗址则是这一文化的典型代表。

菜园新时期文化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距今已有6500—4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有早中晚期的区分。

从大汶口文化时期可以明显的看出人类进步的脚步。特别是在陶瓷方面。

本期的大汶口文化带你去了解大汶口文化遗址在我国的哪个省？

问：大汶口文化遗址在我国的哪个省？

答：在我国山东省。

大汶口遗址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河东西贯穿，将遗址分为南北两片，北片在卫驾庄东，为大汶口文化的代表遗址和命名地。

汶口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南部，大汶河北岸，距东岳泰山60华里，是驰名中外的大汶口文化发祥地和历史上着名的商埠重镇。大汶口属自古有名的土质肥沃、水源充足的“汶阳田”，地下资源丰富，104国道、京沪铁路穿境而过，处于山东省“一山一水一圣人”旅游热线上。大汶口名胜古迹众多：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汶口文化遗址；有县级以上文物景点3处（明石桥、清山西会馆、文姜城遗址）；有远近闻名的自然景观汶河古渡口、文亭山等多处。

大汶口文化遗址是四海皆知的中华文明发祥地，是新石器时期的典型文化遗存，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共称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

遗址介绍

新石器时代氏族公共墓地，位于中国北部山东省的泰安市。

大汶口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社会遗存，遗址总面积约82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5400平方米。遗址内涵丰富，共发现墓葬、房址、陶窑等遗迹100余处。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骨器和牙角器等生产生活用具。陶器主要包括红陶、彩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几种。大汶口遗址的墓葬中普遍盛行随葬獐牙的习俗，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许多墓葬中还随葬有数量不等的牲猪，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说明私有制已经出现。

遗址意义

大汶口遗址是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地。它的发现揭示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当地居民的埋葬形态。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浙江沿海地区的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大汶口位于泰山南驿磁窑镇和大汶口镇的汶河两岸，遗址面积80余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2至3米，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被考古界命名为“大汶口遗址”。后来，又在山东境内及江苏、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河北南部、辽东半岛相继发现了与此同类型的遗址，被学术界命名为“大汶口文化遗址”。

大汶口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历经近2000年的历史，一般认为：早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级社会的萌芽业已出现。1982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汶河北岸、京沪铁路旁树立标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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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然山宗教文化遗址为济南市文物保护单位。

肃然山宗教文化遗址位于莱芜区寨里镇周王许村，年代为明清，类别为古遗址。

2018年6月28日，肃然山宗教文化遗址被公布为济南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寨里镇：寨里镇位于莱芜市西部，毗邻泰安，地处泰莱平原中部，系莱芜西部物流中心，交通位置好，可辐射莱芜市各村镇以及泰安、济南、章丘等邻近村镇；寨里集市是莱芜的“八大集”之首，商业基础源远流长，高峰时期人流量可达十几万，已形成相当影响力的辐射范围。作为规模庞大的村镇市场，从人文环境和居民心理上来说都容易接受。市场初期将成为各大集市商品的主要来源；寨里是三辣主产区，经济基。

昌平雪山文化遗址为文化旅游景点。

目的地介绍 雪山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文化遗址，位于昌平县到南口的公路南侧雪山村。此处遗址于1958年发现，1962年开始发掘。 遗址分布在雪山东南的台地上，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整个遗址面积l平方公里，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文化遗址与中原仰韶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有相似之处，距今6000年，陶器以红陶为主；中期属龙山文化范畴，已属于原始社会末期，距今5000年，树轮校正年代距今约5500年。雪山文化遗址文化层的一、二期的社会性质为原始社会阶段，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时期。雪山文化晚期，近似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的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 交通信息 位于昌平县到南口的公路南侧雪山村；

昌平昌平

仰韶村文化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仰韶村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城北8公里的仰韶村。

仰韶村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在村南的台地上，发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仰韶遗址。遗址三面临水，北靠韶山，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达4米厚。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这里考察时，发现了这一遗址，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1931年中国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安阳后岗第一次发现了商代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上下依次叠压关系，也就是说确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的早晚关系，意义十分重大。

195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仰韶村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获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据碳14测定，确定遗址的年代是距今约5000～6000年。出土的文物有石斧、石铲、石锄、纺轮、骨锥、骨针以及陶钵、陶盆、陶碗、陶罐等日用器皿，器表大部分施有彩绘的图案。因为这种文化最早发现于仰韶村，遂定名为“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势力最为强大的一种文化，它是整个中国同时期各类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分布范围最广泛的文化，以河南、陕西、晋南为中心，西达甘肃河西走廊，东至鲁西，北达河北中部和内蒙河套一带，南至汉水流域，现已发现了1000多处仰韶文化的遗址，而且文化的延续时间很长。

仰韶早期距今约7000年，仰韶晚期距今约5000年，延续时间长达2000年之久。如此强大的原始社会文化，在世界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是十分罕见的。

仰韶文化遗址向人们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由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当时人们已摆脱了自然界的支配，开始过着定居生活，陕西临潼姜寨聚落遗址的发掘就证明了这一点。除了从事锄耕的农业生产以外，渔猎、采集、饲养家畜也是当时的主要经济来源。

最能表现仰韶文化工艺水平的是它的制陶技术，当时的制陶工艺已经相当成熟，某些地区已开始使用轮制技术。陶器表面装饰红、黑、白等色的各种图案，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原始艺术形式。因此，仰韶文化又被世人称为“彩陶文化”。

1961年3月，仰韶村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仰韶镇：渑池县辖乡。1975年建庄子公社，1982年改仰韶公社，1984年改乡。位于县城北，与城关镇毗连。面积34平方公里，人口1.5万。辖马岭、庄子、刘郭、阳光、礼庄寨、裴窑、东村、乔岭、苏门、仰韶10个村委会。农业主产小麦、玉米、烟叶、蔬菜，盛产苹果。畜禽饲养形成规模。乡镇企业以酿酒、耐火材料、建材、造纸为主。境内仰韶文化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山嘴文化遗址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五星乡平西村。距市区18公里。107、312国道均可转道至此。是信阳市浉河区现存较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时代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春秋早期，现存遗址南北长67米，东西宽66米，面积4488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地层关系是：上层属龙山文化，叠压着耕土层，文化层厚约0.2—1米，其中包含泥质黑陶、灰陶片，可辨器形有鼎、鬲、罐以及磨制石器等，陶片纹饰有划纹、弦纹、绳纹和附加堆纹。下层属于仰韶文化，文化层厚约0.70-1.10米，褐色粘土中包含夹砂灰陶、红陶、泥质灰陶和泥质红陶片，其中可辨器形有盆、罐、鼎、环、纺轮、弹丸以及打制、磨制石器等，陶片纹饰有绳纹、划纹、弦纹、窝纹和附加堆纹。1983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此处作探方挖掘有五座春秋早期墓葬。尤其是樊君夫妇合葬墓的出土，对研究春秋战国的丧葬礼俗提供了珍贵史料。其中一号、二号樊君夔夫妇墓出土有：樊君宝盆、鼎、壶、盘、鬲等5件带铭文的铜器。三号墓出土有鼎、壶、舟铜器，玉管、玉佩等器物。五号番叔墓出土有：番叔壶、四不象牺尊、箕形器物、瓷碗等珍贵文物。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有四件一、二级文物被省博物馆收藏。文化层堆积较厚，跨越时代较长，为研究淮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概况提供了重要依据，并为探讨南北文化和楚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红山文化遗址为文化旅游景点。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

红山， 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出土玉猪龙

-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胭脂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蒙元时代，蒙古族人叫它为乌兰哈达，汉语译为“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公元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年代，当地喀喇沁蒙古王公聘请了一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学者来讲学。据日本人回忆，当年他越过辽上京（今巴林左旗）来到了红山，在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1919年，来了一位法国人，名叫桑芝华。他来到内蒙林西，无获而归。还有一位法国人，名叫德日进，他在红山一带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1930年冬，从东北通辽来了一位梁启超的儿子叫梁思永，他生于澳门，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开始研究考古学，他收集了一些鸟居龙藏的资料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组，到过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就回北京了。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后来了一批所谓的日本考古工作团，叫满蒙考察团。有个叫滨田的，是当年东京大学校长。他们来的动机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想在内蒙古找出不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凭据。结果。在红山30多处遗址仅发现一些陶器残片和几件青铜器，都属于中国历史文物，让日寇枉费了心机。红山文化博物馆示意图

解放后，梁思永先生为中国考古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出版《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梁先生作序。尹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两位学者论述了东北这一文化现象，属于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并提出定名为《红山文化》。

红山古玉的正式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1971年5月，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

其后不久，在内蒙敖汉轱辘板壕、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山，阜新胡头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辽西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

历史学教授雷广臻研究发现，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熊、龙、龟、云、鸟等），均有红山文化玉器与之对应。这些图腾性玉器反映了5500年前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情况，而玉龙玉凤则是红山最尊崇的玉器。

辽宁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历史学教授雷广臻有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见解，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 红山文化墨玉马蹄形器

-雷广臻说，根据古文献记载，黄帝图腾主要有5种：一是熊。《史记》说：“黄帝为有熊。”班固编著的《白虎通义》也说：“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在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中，不但出土了泥塑的熊下颚和熊掌残体，还出土了双熊头三孔玉器；二是龙。《史记》说“轩辕，黄龙体”。闻一多先生认为，上古姬通女又通巳，而巳即是大蛇，这种大蛇又被人们称作龙，被黄帝部落奉为图腾。红山文化蛇形龙玉器，从兴隆洼、查海遗址的玉玦，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的玉龙，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三是龟。《国语》说“我姬氏出自天鼋”。郭沫若先生认为黄帝的图腾为天鼋，即神龟。在牛河梁遗址多次出土了神龟玉器和玉龟壳。四是云。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部分造型可能与云有关。五是鸟。《国语》记载，黄帝之子十二姓中，有“人面鸟身者”，可能以鸟为图腾。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确实出土了玉鸟。

雷广臻强调，在中国著名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中，只有红山文化（主要是玉器）与黄帝有这么多的契合。这种种契合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雷广臻认为，红山文化图腾性玉器反映了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这“四生”情况。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每一件玉器均是“四生”的反映。

雷广臻教授进一步分析，黄帝多图腾，哪个为社会所共同崇拜、从而成为共同的图腾呢？从文献上看，一是龙，二是凤。从出土玉器实物上看也是如此：以蛇为原型的龙，以猫头鹰为原型的凤，组成了玉龙、玉凤系列。由此可以推断，龙和凤是黄帝部族的最高图腾，玉龙玉凤是红山最尊崇的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