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小

地球是宇宙中微乎其微的渺小星球，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地球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很多人觉得牛顿发现地球引力是件很神奇的事情，也有一些人一直在这个领域中不断探索，关于地球引力的探索似乎永远都没有尽头。

地球引力主要是质量的一种固有本质之一，每个物体都必然的会被另一个物体所吸引。虽然现在引力的本质还没确定，但是人类却早已经有了察觉，不仅发现了引力的存在，还察觉了它的作用。一个物体如果距离地球太近，就会被地球吸引到地球的中心，因为地球表面上所有的物体和地球本质相比，确实差的太远。

地球引力在自然界中是强度最小的相互作用力，但是地球的引力数值也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并且这种变化的原因是非常多的，而地球在自转过程中，两极的引力非常强，而赤道的引力却非常的弱。

地球引力的本质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只是人们已经察觉到它的存在。

著名的杨振宁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专业领域以外的人很少知道他是自20世纪以来物理学史上继爱因斯坦之后的世界级物理大师之一。

在回到家乡多年后，离开家乡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得到任何温暖和善意。当人们谈论他时，也许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古老的婚姻，但是关于科学的美丽和神秘的故事不幸被忽略了。

坐在我的左边

都是记忆。推开礼堂的门，我仍然能闻到童年的味道。我父母每周六带他去看电影。第一部电影的细节仍然清晰地记得。这部电影讲述了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一个资本家的故事。被通缉的资本家藏在一个小地方。圣诞节外面下雪了，他很沮丧。“走回他住的街道，我看见他的妻子和孩子在窗口，还看见了圣诞树。”旧体育馆是孩子们经常去的地方。那时，清华每年举办北京大学运动会，总是挤满了人。他们一帮助清华大学教授家庭的孩子，就自发地组织啦啦队为清华的运动员加油。

杨振宁先生拄着拐杖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每次他经过这些地方，前一幕就出现了。在他95岁的时候，他在生活中走了一条弯路，回到了最初的起点。路边的槐树和银杏树继续茁壮成长，路过他们年轻时的学生，也路过他们父母带着的七八岁的孩子，就像80多年前他和他的朋友一样。将近一个世纪似乎只是一瞬间。

与大多数睡眠不足的老年人不同，杨振宁现在可以像年轻人一样“睡懒觉”。他早上9点起床，处理一些邮件，午饭后小睡一两个小时，下午4点或5点出现在离家一公里的清华大学科学馆办公室。晚上，我有时在家和翁帆一起编辑一些家庭视频。材料的时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用相机记录了很多家庭时光。在2013年背部疼痛被送进医院后，他再也不能长途旅行了。"如果他太累了，他的背很容易出毛病。"-也许他受伤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太喜欢打壁球了，也许这只是一个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人的时候。他现在怕冷，经常需要洗个热水澡。浴室和卫生间都装有扶手，以确保他的安全。

“你坐在我的左边。”杨振宁告诉《人物》记者。他的左耳听力更好——他仍然需要助听器。但在许多方面，他完全不像一个95岁的老人——他仍然有明亮的眼睛、响亮的声音和说话时敏捷的思维，回忆几十年前的细节并不困难。在面试中，每当他遇到需要思考的问题时，他总是微微抬起头，专注地沉思，像个孩子一样严肃。

乍一看，这间办公室并不特别，但房间里的一些物品透露了主人的特殊身份。例如，墙上挂着一个字——“仰望宇宙的大小，俯视微小的粒子”，上面刻着莫言。杨振宁读过莫言的小说，但他对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最近，他更加关注国际趋势，比如特朗普“想把整个世界带到哪里”。有时他会看到一些他认为不错的文章，他会通过电子邮件与十几个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分享。

杨振宁每天看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的新闻。这是他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为了纪念弟弟杨·，早年在美国时，他每天都阅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迅速浏览一下，看看(当前形势)有没有变化。”他是1949年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中国科学家。他还在报纸上读到了这条消息——1971年，《纽约时报》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发表了一份美国政府公告，从中他发现了中美外交关系“解冻的迹象”。

2003年，和他在一起生活了53年的妻子杜致礼去世后，杨振宁从美国回到他成长的清华校园定居。今天的清华在某些方面与他记忆中的完全不同。几个月前，朋友吉姆·西蒙斯和他的妻子在北京拜访了他和翁帆，并在清华呆了几天。西蒙斯是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数学家同事，后来成为“传奇对冲基金之王”一天，西蒙斯的妻子问弗兰克·杨振宁(杨振宁的英文名)。你不是在清华校园长大的吗？你小时候住的地方还在吗？给我们看看。那时候，杨家住在西苑11号一个200平方米的院子里。当杨振宁带他们去看的时候，他发现大门已经认不出来了。这家人住的院子现在被五户人家占据了。宽敞的庭院变成了一条七英里八匝的黑暗小巷。

“后来，我想，给美国人看是不是有点可怜，但另一个想法，不，非常好，为什么，让他们意识到中国不容易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杨振宁把清华校园里各种复杂的情感归结为一点:他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伟大时代”。

采访当天，摄影师让他靠在科学博物馆楼梯拐角处的窗户上。这栋砖红色的欧式三层建筑建于1918年，曾经是任清华数学系一位教授的父亲的办公室。黑色的窗户纵横交错，初夏的窗户充满了生机勃勃的绿色。过去的日子似乎是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