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是我们在古装剧中经常能看到的一句台词，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皇帝具有绝对的权威，所以能够决定任何人的生死。实际上古人是把君和忠联系在了一起，君让臣死，如果臣不死便是不忠，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父要子亡，子不亡视为不孝。”我们也知道古人把“忠孝“二字看的比什么都重要，但不如这样一个极端很明显是不正确的，那这种想法究竟来源于哪种文化呢?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儒家的观点吗，儒家又是如何看待君臣关系呢?

“忠”与“孝”是儒家的两个重要概念，包含于我们常说的“八端”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中。对于这两个概念，我们自以为熟知，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忠”便是忠诚，即无条件的忠诚于君主;“孝”便是孝顺，即无条件的服从父母。

但熟知非真知。究其原因，是由于我们蔽于流而不知源。后世小说家常说：“君叫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这两句话在市井中传播甚广，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便是儒家的主张。其实并非如此，儒家恰恰是反对愚忠、愚孝的。我们无论是溯源于先秦还是后世儒学，都可证明这一点。

先秦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在政治上提出“德治”的主张。他认为臣子对于君主并不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臣子忠于君主才是必要的，因为这符合孔子“君君、臣臣”的原则。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以求见用于当道便是为了寻求明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是一味的愚忠于自己本国的君主。近年来出土的郭店楚简有一篇叫作《鲁穆公问子思》，鲁穆公问道：“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答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这便是说明一个臣子的本分不在于阿谀奉承，而是能够犯颜直谏，指出君主的错误和过失，只有如此，方是真正的忠臣。

到了孟子那里，则提出了“仁政”说，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个只有以民众利益为重的君主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否则就应该推翻他，正如“汤放桀，武王伐纣”一样，这是吊民伐罪之举，具有天道之合理性。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后来的荀子也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即认为儒家的王道理想高于现实的政治，应该以王道理想为依据，而不是一味的逢迎君主。

以上便是儒家关于“忠”的主张，我们在儒家经典中也可以看出先秦时期还未出现绝对的尊君观念。

所谓的“忠”除了强调合乎道义的忠君外，最重要的还是强调对于朋友的“忠”。如《论语》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此外，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孝悌不仅优先于忠信，而且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更是多于“忠信”，可见在孔子那里，“孝悌”的价值是高于“忠信”的。

儒学发展到汉代，在汉武帝时出现“独尊儒术，表彰六经”的状况，儒学获得了官方认可的正统地位。此时虽然已经由周代的封建制变为郡县制，但宗法制的传统还存在，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便是我们常说的“家国同构”。基于此，统治者意识到，用于处理家庭、宗族内部伦理关系的“孝”是可以被扩充到社会上的，这便是《礼记》所讲的“资于事父而事君则敬同”。因此，《孝经》在汉代极为重视，不仅将“举孝廉”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皇帝的谥号中还含有“孝”字，如汉孝文帝、汉孝武帝等，这便说明了统治者对于“孝”的重视。

《孝经·开宗明义》便说：“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将“孝”伦理政治化，将其视为国家实行政教的根本。又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里便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

在《孝经·事君章》也说道：“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这里的“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便是强调对国君正确有益的政令要积极的奉行，以使其德政能够顺利实行;但同时也强调对于国君的过错和失误要及时加以纠正和补救，以使其恶政暴行能够受到制止。

在《孝经》中最为精彩的便是《谏诤章》，曾子问道：“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则明确对之加以否定。孔子认为：“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什么是谏诤?刘向在《说苑·臣术》中说：“有能谏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由此我们可见一个真正的忠臣孝子不是一味的“顺”，有时该“逆”的时候还得“逆”。不要一味的无条件的愚忠愚孝，因为父母、君主总有糊涂的时候，如果不加以及时的阻止他们，就会让他们犯下更大的过错。如果是这样，便会毁坏他们的名节。可是后来的腐儒、小说家呢，严重的曲解了儒家的本意，提出“君叫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的极端言论。这也不得不让我们唏嘘“经是好经，可惜让歪嘴的和尚念歪了”。

但是，翻开历史，我们发现历史上虽然有很多愚忠愚孝的行为，但也不乏敢于犯谏直谏者。如唐代的魏征，明代的海瑞，他们敢于逆龙鳞，勇于指出皇帝的过失，不仅体现了一个臣子的赤胆忠心，也让人们明白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忠”。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更加明白无误的了解到儒家不仅反对愚忠愚孝，还提倡诤子和诤臣。

所谓的忠一方面是指君王的行为符合道义时，要积极的奉行;另一方面则是指君王的行为不合道义时，应该及时谏诤，以使其免于错误和过失。所谓的孝也是一方面指父母的行为合道义时，应该积极的顺承他们，反之则要做诤子，以及时匡正他们的过失，维护他们的声誉。

在我们告终的时候，正式咱们十几岁的年龄，在学习李密的《陈情表》的时候备受感动，再加上文章在语言上的朴实、朗朗上口，只需要朗读即便就能将全文背诵下来。然而当时也只是被李密那赤诚的孝心所打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对《陈情表》的当事人李密和晋武帝司马炎的了解更加深入，却更加觉得李密辞不赴命除了要供养祖母以外，似乎还有很多的政治考量。(一)李密所处的险恶的政治环境

公元265年，晋王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给自己，立国号晋，建都洛

阳，改元泰始，这便是后世所称的晋武帝。而在之前两年，也就是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大将钟会伐蜀，刘禅投降，蜀国自此灭亡。

如何对待蜀国归降的君臣是摆在司马炎面前一个棘手的课题，由于当时孙浩依然在江东割据一方，国家并没有实现统一，司马炎需要做一个政治姿态，就是优待蜀国君臣，不计前嫌、量才录用，这样可以瓦解东吴抵抗之心，为统一全国减少阻力。

然而，将天下一统的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受人待见的朝代，晋做出的历史功绩真是少之又少。司马懿采取血腥屠杀曹爽满门的方式攫取了曹魏的大权，司马昭、司马炎父子两个又从曹魏的幼主手里篡国，曹魏的立国可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

晋朝的皇帝更是奇葩，晋武帝司马炎在统一三国之后，逐渐怠惰、不理整事。攻破东吴之后，司马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清点人口、府库，稳定社会治安，而是忙着把孙浩的妃嫔全部送到洛阳，据为己有。还命令军士查访民间的女子，一并送到洛阳供自己享乐。

据史料记载，司马炎的后宫有妃嫔、宫女一万余名，每天下朝之后尽然犯愁去哪个宫里，于是侍臣建议皇帝每天乘坐一辆羊车，任羊随意行走，停在哪个宫门口就去哪个宫，一个宫女为了博得宠幸，就在自己的宫门前放上蘸了盐水的叶子，这样羊就会停下，皇帝也就可以和她在一起了。后来，其他的宫女也学会了这个办法，一时之间，宫门外竟然全是洒满了盐水的叶子，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荒淫到如此地步。

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则完全是一个痴呆之人，连基本的辨别能力都没有，他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何不食肉糜”?当侍臣向他汇报老百姓受了灾荒没有食物的时候，司马衷竟然吃惊地问没有粮食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司马衷自己没有办法处理政事，只好把大权交给皇后贾南风，贾南风是一个出了名的悍妇，擅权自专，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朝堂之上司马氏诸王争夺皇位，自相残杀，战火连绵，民不聊生。

而在晋惠帝时期爆发的八王之乱直接把中国推向了亡国灭种的深渊，八王之乱历时16年，以司马越最终拿到政权结束。在这场灾难之中，手足相残、夫妻反目，残酷血腥，八王之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由于统治者忙于内战，无暇地域外辱，那些长期盘踞在中原北部的少数民族政权乘机入侵，大肆杀戮汉人，当时长江以北的汉族人甚至已经被杀尽，华夏文明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混乱的局面直到隋文帝杨坚建立大隋才宣告结束。

两晋时期，政治及其混乱，知识分子不敢参与朝政，只好崇尚玄谈，也就是著名的魏晋清谈，“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成了社会风气。在这个时期，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被司马昭杀害，由于嵇康对于司马氏的宣召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司马昭对他很是忌恨，恰巧当时与嵇康有仇怨的钟会借机进谗言，司马昭一怒之下，处死嵇康，广陵散终成千古绝唱。(二)李密的生死抉择

李密就是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势下收到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征召，而这实际上

是一封前途未卜的诏书。

而仔细品读李密的《陈情表》，就会看到很多言不由衷的词语。

李密说自己“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李密可以说是把自轻自贱写到了极致，古代的读书人讲究的是忠臣不事二主，为了抗拒新政权辞官不做的大有人在，李密知道晋武帝司马炎最疑虑的就是这一点。于是主动坦白自己的历史问题，表明自己本就喜欢做官，对蜀汉是没有旧情的。但是李密真的如此吗?

李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自幼失去父母，祖母将自己带大，李密对祖母竭尽孝心，端汤奉药，服侍周到，在那个人均年龄都很短的时代，祖母能活到九十多岁，更加说明了李密对祖母的孝心，这些在史书中都有记载。

这样一个孝子怎么可能对提拔重用自己的蜀汉没有丝毫的留恋，没有丝毫的守节之心呢?在蜀汉灭亡之后，晋的司空张华曾经问询过李密对于刘禅和诸葛亮的看法，李密并没有对亡国之君落井下石，而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件事足以说明李密并不是向他自己所陈述那样是个官迷。

李密在《陈情表》表中恭维晋武帝“逮奉圣朝，沐浴清化”，然而这清化又体现在哪里呢?司马家族本就是曹魏的臣子，但是几代人处心积虑、暗藏祸心，欺负曹魏的幼主，才篡权登基，况且曹魏的江山也是从大汉手中篡夺而来，只有当时的蜀汉政权才是大汉朝的血统，才是名正言顺。蜀中君臣多年来都是以光复汉室为己任，如今蜀汉亡了，后主也成为了司马炎的俘虏，被册封为安乐公，乐不思蜀，蜀汉旧臣的亡国之痛无处诉说。这个时候，让李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敌人司马炎稳固江山真是强人所难。(三)李密和晋武帝司马炎之间的博弈

那么司马炎明不明白李密这封陈情表的本质还是一封辞不就任的拒绝信呢?我想老奸巨猾的政治家司马炎应该也觉察到了。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拉拢李密，给他大官做也一定不是多么信任他或者欣赏他，就是想拉他做自己心胸宽广的招牌罢了，既然李密这封公开信写的这样谦卑，字字句句都是臣服于自己，不会为旧主守节，只是想暂时奉养祖母，那么司马炎的愿望就已经实现了。

杀掉已经给自己写了降书，且天下闻名的贤士一定会引起大家的不满，那就不如成全李密的心愿，让他在家安心奉养祖母，借以向天下人展示晋朝皇帝的博大胸怀，对于一个降臣如此宽容，东吴你就不要抗拒了，赶快归顺我司马炎吧。

而且，李密在陈情表中也提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以孝治天下是自己提出来的，现在却不让李密在家里尽孝，那不是言而无信吗，索性顺水推舟，答应李密的请求，而且把戏做足，给李密配了两个丫鬟帮助他一起照顾祖母，让地方官给老祖母发放饮食，让天下人看到晋朝皇帝的仁厚。

而李密呢，虽然在文章中把自己写的卑微低贱，但是实质上，他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没有入仕晋朝，或者说是迟缓入仕，在天下有识之士看来，李密就是用自己的方式为已经灭亡的蜀汉王朝守节，为这个在蜀汉臣子心中最正统的王朝尽最后一点哀思。

在陈情表呈交晋武帝司马炎一年之后，李密的祖母辞世，李密为祖母守孝两年，终于入仕晋朝。但是这三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司马炎的朝局已经稳固，不再需要李密这个金字招牌了，并没有让李密担任他曾经授予过的太子洗马，而是只任命李密做了一个小官，温县县令，李密在温县政绩卓著，过去，中山诸王过境都要逼迫郡县供给，老百姓不堪其扰，李密当上县令之后，据理力争，断然拒绝，使诸王不敢苛求，这是李密为当地老百姓做的好事。

李密后来担任过尚书郎，汉中太守等职位，任职期间，李密在汉中修建了武侯祠，这是他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上司诸葛亮的致敬，也是对故国的最后一次追念。

然而那个在《陈情表》中小心谨慎的李密骨子里流淌的却是宛如竹林七贤一般不屈、傲岸的血液，在一次酒后，李密慷慨赋诗：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中无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晋武帝闻之大怒，将李密罢官回乡。

李密的仕途虽然到此戛然而止，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李密真的当上太子洗马，成为白痴皇帝司马衷的侍从官，那么将来他一定会被卷入跌宕的朝局，若干年后，能否善终也未可知。

从政治的角度分析《陈情表》，并不是对李密的诋毁，相反，这篇亲情和政治交织的文章更能看出李密的为人。一方面是高官厚禄，一方面是生死相胁，李密很巧妙的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得以为祖母尽孝，为故国守节。

有人说，忠臣一定是孝子，这句话千真万确，对含辛茹苦抚养自己的骨肉至亲都不能怀一颗感恩之心，又怎么能指望他为国家尽忠，为百姓谋福。

读《出师表》不落泪是为不忠，读《陈情表》不落泪是为不孝，几千年前的历史烽烟仍然无法丝毫消弭《陈情表》震撼人心的力量。